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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革命中生成并在革命后得到大力鼓励的新文化是不会容许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状态继续延续下去的。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最后围剿和肃清在革命的成果摇摇欲坠的时候展开了。1916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正是北洋军阀把持中国政治、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的时代，而知识分子们则把这种状态理解为，旧文化的毒素没有得到系统而彻底的清楚的结果。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到戊戌变法的制度，现在终于轮到文化了。新知识人们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发现，文化是中国最保守却影响最坏的核心部分，是阻碍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阻力，要想让民族国家、民主政治、自由思想这些“人类公理”在中国落地开花，就必须清理掉儒家传统的残余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新文化派提出了最激进的主张，甚至要求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让现代的“人类公理”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既然儒家被认为是2500年来的黑暗专制与最近300年来落后于世界的罪魁祸首，儒家传统受到滔滔流水般地口诛笔伐便不奇怪了。但让人感到奇怪的问题是，旧文化似乎没有做多少抵抗就乖乖地让出了自己早已名存实亡的文化统治权，有的不过是遗老遗少们的忍气吞声，或者是做隐士状的谈天说地。 回光返照的反击 一战的结束对乐观的现代化派产生了巨大冲击。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带给人类的除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之外，原来也有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大规模战争。看起来，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人间至道，至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儒家传统还是有用的。梁启超一向都是西化派的同情者和支持，但是他在西方旅行时惊异地发现，正当中国努力向西方学习怎样掠夺性地开放自然并努力发展工业技术时，西方人正在试图将这种技术的极大进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在熟悉中国传统思想的梁启超看来，在这样类似于世界末日的大毁灭的时刻，人类唯一的希望就在被西方人想象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典范——中国了。 对于一直对西化派心怀不满、伺机反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莫大的机会。1920年以后，一场名为“科学与人生”的论战在细化派与人生观派之间展开了。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派认为，一战虽然确实是发生了，但这丝毫不能证明西方的技术存在什么缺陷，所以不应该因噎废食，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最紧迫的仍然是加紧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尽快脱离保守而不近人情的中国传统的束缚；而在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人生观派看来，西方文化虽好，发展出了近代工业技术这样先进的物质，但却丝毫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还是得在学习西方技术的时候继续加强人生观教育，而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当然只能指望中国文化。但人生观派却被西化派嘲笑为“玄学”——虽然玄学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这样的语境下这样命名对手，显然暗藏着嘲笑的意味。 看起来，这象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反击，但事实上并不成功。首先，人生观派所操持的用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的确实是玄学，而且是玄之又玄的玄学。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是语焉不详的。其次，人生观派对自己的理论并没有表现出充分的自信，比起西化派咄咄逼人的攻势来说，科玄论战根本就不算是一次反击，最多只是一次消极抵抗。再次，儒家退出了，没有一个人生观派敢于明言自己所谓的对抗西方文化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处处闪烁其辞，并且将儒家一直努力批判的道家、佛学都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最后，人生观派用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合法性的理论早已离开了传统本身，而是用心理学、社会学等西方理论来论证的——说得刻薄一点，预期是说张君劢是在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合法性，还不如说是在活学活用心理学。 换句话说，在人生观派与西化派的论战中，儒家已经不复为儒家了，或者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挽救儒家的命运。当然，这并不是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第一次篡改。早在清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西学才刚开始进入中国，“革命的文学家”章太炎就提出了“国学”这一笼统而含糊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担当精神被阉割了，剩下的只有清代以来的朴学、考据之类。后来章太炎的弟子们看起来似乎都是在研究国学，但他们除了为中国现代史制造了许多谬种流传的“说法”之外，究竟有什么成就呢？章门弟子几乎主导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而儒家传统却日益消亡，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同样的，科玄论战正如不是第一次篡改中国传统一样，也不是传统的最后一次反击。在1920年代以后，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人仍然在不断地试图用各种方式来保护儒家。他们的弟子们还曾在1960年代策划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击行动，据说是不但要复兴儒家，而且准备用儒家文化为“万世开太平”，而且还培养了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儒学第三波的当代新儒家们。比起科玄论战来，新儒家们似乎要勇敢很多，至少是打出了儒家的旗帜，而不再是笼里笼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了，为儒家在今天重新浮出水面打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