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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下对于本真时间之意义的问题而言，这样一个观察是根本性的：海德格尔在阐释这上述两种不在场的方式的“交互关系”时虽然也谈及当下，但却试图从这个交互关系出发来说明当下。这至少使人在结构上回忆起刚才提到的胡塞尔的贝尔瑙尝试：剥夺现前域中的现在核在作为“原印象”时还具有的那个优先地位，并且纯粹从前摄和滞留的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个现在核。至于“曾在”与“将来”的交互关系，我们首先考察作为到达的将来与曾在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于，到达“递达并端出”曾在。 “递达”(reichen)这个动词是指一种超出一段距离的给出(Geben)。这个距离是无法逾越的深渊，它把将来与当下分离开来。给出(Geben)关系到人在在场的发生中的角色：在场是一种赠礼(Gabe)。这个赠礼的“递达”虽然需要作为收悉者(Adressant)的人，但赠礼并不因为我们的参与就“达及”(er-reichen)我们，相反，我们要依赖于这个给予来自自身的发生（第14页）。我们从这个给予中获得在场。但被到达所递达的当下，并不直接就是一个具有当下特征的在场，而是一个在“曾在”形态中的不在场。这从现象学上具体地说就是：由于我们在行动时总会有机会提供给我们，这表明，我们人可以说是一直随身背负着习惯。只是因为这样一种直接的到达发生，所以我们“具有”习惯，而在这个意义上，到达“端出”曾在。 正是这个动词“端出”(erbringen)（它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做出”），海德格尔在规定与此相反的关系时避免使用，这个相反的关系是指曾在与到达的关系：曾在“向将来……伸展(zureichen)”（第14页）。将此翻译为具体的话来说便是：为了能够作为习惯而活跃起来，习惯需要那个以机会的形态在人的行动中开启自身的将来。在这种曾在对到达的依赖性中无可争议地表明，即使他“时间与存在”中——用《存在与时间》的语言来说就是——，时间还是从将来出发而“被时间化的”。 到达和曾在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是不在场的方式并且彼此间有一段为递达所连接的距离。这种递达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进入到一个切近中，而这种“接近着的切近”实际上便是——动词地理解的——时间本质。（第16页）但这两种不在场的方式并不是对称的。在到达时的不在场方式就在于，接近的切近使这个来自将来的到达“保持敞开”，人在行动时在不确定性中具体经验到什么，在各个情景中是否有一个机会，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回答。因而这里出现了不确定性：一个机会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始终是隐蔽着的，因为它尽管是直接切近的，却并不是当下的；而成为当下的东西则不再是机会了。所以海德格尔可以谈及“切近的接近”：它“在来中扣留当下，从而使处在将来的到达敞开”（第16页）。 与这种在“扣留”形态中的不在场完全不同的是这样一种不在场，即我们以“曾在”的方式所经验到的不在场。“接近的切近”“把曾在的到临(Ankunft)作为当下加以拒绝，从而使曾在敞开”（第16页）。对此可以做如此理解，即曾在始终被拒绝进入到临、到达(Ankommen)的发生之中；因为，到达——形象地说——开启了处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与到达不同，曾在始终不可消除地处在我们的“背后”。即便我们转过身来，我们也无法改变始终有某物在我们身后这一状况。这恰恰适用于曾在；我们可以说是被阻止“从前面”、即以到达的方式去遭遇习惯。在权衡一个机会时，我们的目光会朝向到达；与此相反，目光所朝向的一个习惯则因此而在原则上已经丧失了它的习惯特征。 故而当海德格尔说，曾在“被拒绝”以到临的方式发生时，他对曾在特征的现象学描述是合乎实事的。但随着这个规定，曾在便是从到达出发而得到特征描述的，而这重新表明，海德格尔也在这篇后期文字中坚持将来的优先地位。到达是一种发生，而从这种发生出发，“本真时间”的“本质”(Wesen)便得到规定。由此，这里的各个思考的出发点命题便得到证实，即：海德格尔——与胡塞尔连同其对现前域的分析一样——把“本真时间”理解为一个发生，并且因此原则上继承的是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像胡塞尔一样，由于表明了当下的兴趣，因而对亚里士多德承担义务。因此，在结束时作为第二点提出的是一个问题：在他那里，到达和曾在的交互关系是如何“端出当下”的（第14页）。海德格尔所说的当下不可能是作为在现在次序中、即在非本真时间中的点或时段的现在；因为这样的话，他就离开了对他的报告的“实事”的描述，即对“本真时间”的描述。这里的问题毋宁在于作为维度的“当下”，它是保持敞开的，因为时间作为切近相互接近着“到达”与“曾在”的不在场，这恰恰是由于它通过扣留和拒绝而将这两者不可逾越地远隔开来。[11]这种接近是与对遥远(Ferne)维持和清除相一致的。 通过“递达”，即通过克服距离的接近，一个空间、一个维度被敞开：“时间空间”(Zeitraum)，它在德文的日常语言中也出现，并且构成一个“场所”，在时间中出现的东西便在这里找到其“位子”。“空间”或“维度”意味着一种“相互分离”。也许海德格尔尽管没有这样说，却仍然想要伸展出去，即认为通过接近的疏远而递达的时间空间的相互分离便是“本真的当下”。但惟当我们不是在一种可测量的广延的意义上理解这种相互分离时，我们才可以认为，用“时间空间”和“维度”概念所指称的是一个在现在次序中的时间片段的长度，这个现在次序的范围可以通过对一批时段的给明而被给明。 海德格尔不知不觉地跟随了柏拉图的明察，即“实际上”〔“本真地”〕没有那种作为在时间中的现在的当下外观。从这个明察出发，哲学家早就必须受这样一个任务的引导，即从哲学地被经验到的时间出发，赋予当下以一个不同于现在时段的意义。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将时间经验认同为对非本真的现在的经验，哲学通向这个任务提出的道路被切断了。柏拉图回避了这个任务，因为他把出自时间的当下之外观移置到时间的永恒形象之中，移置到永恒之中。 随着对这个通过“现在”而向时间哲学提出的任务的“解决”，柏拉图便不再去理会这样一个情况：到达，即作为时间发生的到达，作为互补的外观乃是不可取消地属于滑脱(Weggleiten)的，因而当下无论如何都可以被看作是处在无限中的到达目标。通过对“诸理念”的设定以及对它们作为当下的存在方式、永恒外观的规定，柏拉图完成了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第一个基本的“理念化”，因为他把到达的无限发生看作是“穿越的”(durchlaufen)。自胡塞尔以来，现象学要回问到理念化之后的原初经验。也许可以说，随着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本真时间现象学中对当下作为维度的新规定，柏拉图首次提出的对当下的理念化，在两千多年来终于获得了一个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