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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宋朱熹（1130—1200年）在《四书集注》中对此注曰：“程子⑹尝言：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皆不可阙。而又曰：必有关雎鳞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谓此也。”[3]（p.345）清代张岱（1763—1820年）在《四书遇》中则说：“要知法者，心之寄也，心与法固自离不得。”[4]（p.438）民国蒋伯潜在《四书读本》中则说：“徒善，谓仅有仁心而无仁政；徒法，谓仅有仁政而无仁心。”[5]（p.134）这类强调“善”、“法”关系的注疏，本人认为都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之嫌，本人不取。清代焦循的疏和近人杨伯俊的译徘徊于赵岐与朱熹、张岱、蒋伯潜等之间，解字面上的意思较妥，解字面后的意思则有不妥——如杨伯俊先生在《孟子译注》里解为“好心和好法必须配合而行”[6]（p.163）。近人解得比较好的，我以为台湾的史次耘先生是代表之一。在号称“经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孟子今注今译》中，史次耘先生注曰：“‘善’，善心。‘徒’，但也。但有善心，而无具体善政，故曰徒善。” 又注曰：“‘法’，法制。但有美善法制，而无善人运用法制，故曰徒法。”译曰：“今天做君长的，虽有仁爱的心，仁爱的声誉，百姓却没有受到他的恩德，不能使后代来效法，这都因为不能实行古圣王的仁政呢！所以说：‘但有善心，不足以达成治道；但有法度，不能叫它自行。’” [7]（pp.173-174）（引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徒法不能以自行”里，“徒”，空也，但也，仅也；“法”，法度也；“行”，运作也；“自”，自身也。从语法上讲，“行”之主语为“法”，“自”之指代亦为“法”。 “徒”者，“法”之定语； “自”者，“行”之状语。“徒”、“自”同为修饰词，乃呼应以言“法”；言“法”，则针对前文“行先王之道”的“行”而言“法……自行”的“行”。“法”不能“自”去“行”（运作），乃是因为它“徒”——因为它没有人去运用，它与前半句的“善”何干？它与今人所谓的“道德”何干？而即使“善”、“法”相合而“法”从此不“徒”，“不能以自行”又作何解？岂谓“善”、“法”相合则“善”、“法”就必然也必能自行之耶？！可见，“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意思只是：“法”自身并不能自己运作起来，它需要人去运用，去实行。不对这则文献细加推究，以为“徒法不能以自行”是针对“徒善不足以为政”而言的，而“徒善不足以为政”又是针对“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言的；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法”离开了“善”是行不通的和“善”离开了“法”也是行不通的，并认为可以延伸地理解为“光有道德是不行，光有法律也是不行的”。这，本人认为应该视作是一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误解，一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歪曲[8]（《文学周刊•理论与争鸣》）⑺。 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孟子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里，甚至在《孟子》的整本书里，并没有许多人所说的治理国家或天下“光有道德是不行的，光有法律也是不行的”思想或意思，战国时的孟子没有达到 “德法相依”、“德法并治”的理论水平——周时的社会规范也还是德法一体的呢，宗教、政治、道德、法律等还未明确分化，如礼⑻。在孟子的思想学说里，建立在“厚古薄今、崇古尚贤”的社会历史观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支撑起的是孟子的全部政治思想。在他的学说中，“平治天下”的目的的实现，诉诸的是仁政，是尧舜，是虚幻中的“先王之道”，是现实中的“主体精神”[9]（《理论周刊•学术》）。而整个先秦儒家的思想学说，对济世安民的论述，对平治天下的论述，渗透的都是“厚古薄今、崇古尚贤”的社会历史观以及“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政治伦理观或人生价值观[10]（《科技周刊•院士论坛》）。 “善”不等同于“道德”，“法”也不等同于“法律”。孟子这里的“善”，大约是指内在的“善心”⑼；“法”，大约是指外在的“法度”。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是显然不同的，也不同于儒说中的“礼”，更不同于先秦的“刑”。孟子这里所使用的“法”，可能是指朱熹所认为的“纲纪文章、谨权审量、读法平价”等等，是社会法度与自然法度、成文法度与非成文法度的统称，但也可能只是指“仁”、“义”、“礼”等政治性、伦理性的社会法度（前面所引孙奭的注疏则认为是指“规矩六律”等自然之法）⑽。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或证据，故本人不敢断言其具体指称什么。而尽管孟子这句话中的“法”可以被说成包含有现代司法意义上的“法”——现代司法意义上的“法”也不等同于“刑法”[11] （《第二封信》，《第五封信》），乃至是人们在引用时可以取其引申义，把它完全当作现代司法意义上的“法”；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的是，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意思是“法自身并不能自己运作起来”，除此之外，它不复有其他的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