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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决定论仍然是一种梦魔，是因为要相信决定论的真理就得放弃或否定十分复杂的实际生活和情感生活。如我们所知，正是这些生活才是构成我们习常的自我观念、道德生活观念和政治生活观念的必要因素。在伯林看来，与其说经验主义哲学家相信决定论真理所要求的这种对我们习常的自我概念的改换，不如说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和正破坏着这种改换。具体一点说，这种改换会使得我们对我们自己行为的看法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且不用说，我们是否能够抛弃对我们作为一种不受自然因果制约的自由主体的现象学确定性而接受那种把我们当作是由决定论规律支配的自然客体或过程的观点，还是一件十分可疑的事情。要接受决定论的真理，即使在心理学上看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为反和谐的决定论者的论述所承认。根据伯林的观点，我们没有理由尝试这种不大可能的绝技，因为认为人类社会服从决定论的观点并没有拿出什么令人可信的论据，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根据决定论路线来重构生活图景会遇到许多反例。任何一般的深刻的对自由主体的确信都是反对人类决定论的论据，从这种最有力的哲学反证法的角度看，决定论实在是无法接受的；而决定论则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正面论据。 在这一方面，伯林与波普（Poper）一样，都认为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决定论也不是必要的假设。但伯林根据他的独立立场进一步提出，在人类世界中决定论的不真实性表明人文科学木能按照自然科学的以决定论为前提的模式来建立。具体地讲，根本就不可能有历史科学，科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提法。这里，伯林与波普以及各种实证主义者之间有一个深刻的分歧，伯林反对任何形式的研究方法的一元论，如波普提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方法，而主张方法论的多元论，这种观点认为，适合于不同对象的研究方法可能也确实是随对象的不同而不同的。因此，他拒绝了实证主义提出的关于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统一科学的观点。他之所以反对这种观点，部分原因是他把这种统一科学的观点看作是实证主义“把许多显而易见的不同类型的命题转译成一种形式的命题”的计划的一个实例，尽管这种计划对许多哲学家来讲一直是具有很大诱惑力的。伯林在他早期的论文《逻辑的转换》中对此提出有力的批评，他坚决反对实证主义把所有命题还原为同一形式的命题的主张，他写道： “只要能消除荒谬的命题，真正达到明晰性和简单性，这种转译、还原和压缩肯定是会受到哲学家们的赞同的。但是，很明显，除非一种方言的独特含义都能够被完全地准确地予以翻译出来，一种命题或句子才能无歪曲地被‘还原’或‘转译’为另一种命题或句子。想构造一种符合某种想象的‘逻辑完美性’标准的人工语言，这种企图源于一种虚假的意义理论和一种同样虚假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种‘终极结构因素’、宇宙就是由这种或那种‘终极因素’的结合构成的，而这种‘人工语言’则是为了复写这些因素才被建造起来的。” 尽管波普声称他与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之间有一定距离，他也没有看到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这种局限性和缺陷，在这一方面，伯林的思想无疑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伯林对决定论和和谐一致论的拒斥似乎与他的道德哲学观点和政治哲学观点有些不搭界，从他的这种形而上学立场出发似乎也得不出什么重要结论。这么一种看法并没什么错。不过，在伯林对人类生活中的决定论的拒斥与他的道德和政治生活看法之间，确实存在着一致性，即使不是逻辑上的传承关系或严格意义的联系。这种一致性突出地表现为伯林根据选择活动来看待人性的构成。必须注意，伯林并不赞同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甚至休谟的著作中所发现的那种共同人性的观点，在这些哲学家看来，透过人类历史所显示给我们的多种多样的生活习惯和习俗、有差异的自我和善的概念等等文比混合物，可以发现人们的需要和感情中有一些永久不变的东西。至少在洛克和卢梭那里，这就是那种剥光了变换不定的人文服饰的“自然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这种自然人的特点和需要在没有受到文明成果的污染或变得复杂化之前，无论在那里都是一样的。伯林不赞同这种可以追溯到智者学派并奠定了古典的和基督教的自然法基础的共同人性的概念，尽管事实上他也坚持认为人性的概念是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前提。在伯林的一篇重要论文《政治理论还能存在下去吗？》中，他提出在我们的思想中有必要保持人的概念，“我们意识中的人的观念—一人如何区别于其他的存在，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涉及到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用法，根据这些基本范畴我们理解、规定和解释一些作为论据的事实。要分析人的概念就得认识这些范畴到底是什么，这时我们就认识到它们只是一些范畴，就是说，它们本身并不是主体（人）在科学假设中用它们所规定所指代的那种实在。”这里，伯林追随汉普郡（Hampshire）和斯特劳逊（Strawson）这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类似于康德的那种先验的演绎推论来说明人类的一些基本范畴。”按照伯林的看法，正是这些范畴，而不是关于人的动机或兴趣的直接观点，给出了人性观念的大部分内容。 在伯林这里，人性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变的人类感情或需要，相反的，伯林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这种选择活动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导入了不确定性的因素，除非排除了这种选择能力否则不能消除人类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种选择能力在人性中导入了一部分不确定性，如果人们对人类需要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变化并由于这种变化而改变了人们的需要，那么，就只能在这种带有着各种不定性和追求种种新奇性的潜能的选择能力中，而不是在那种假定是永久不变的一般需要中，发现人的最突出的特征。确实，正是人类的选择能力和通过选择活动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具体体现为包含着一些不可通约的和理性无法比较的善和恶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总括这些思想，伯林指出：“必须在一些绝对的要求之间进行选择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特点”。“很显然，伯林相信，他所提出的这种人类选择能力的思想是独特的和创造性的，也是与决定论的真理决然冲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