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施密特：《陆地与海洋》第10节，以及《关于新空间的对话》。 [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2节，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1999年12月版。 [3] 海德格尔显然也注意到了元素性的层面，但却试图用“大地”来统摄全部元素（黑尔德的“世界现象学”也是如此）。这一点尤其可见于海德格尔中后期的“世界-大地”、“林中空地”和对荷尔德林河流诗的解读中。事实上，海德格尔对德国南方施瓦本地区的依赖是根本的，他的思想气质正得之于此。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于《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2004年7月版）和《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2000年12月版）。 [4] 参见黑尔德：〈生活世界与大自然〉，靳希平译，载于《世界现象学》，北京三联2003年1月版。 [5] 参见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译文2002年6月版。 [6] 中国古代思想有几套不同的元素论框架（阴阳五行、八卦、气论等），然而，在民间生活的日常领会里，水、火、土、气一般都被视为基本元素。 [7] 黑尔德：〈生活世界与大自然〉，载《世界现象学》，前揭，页213-214。 [8] 民族的天命，当其不受外族天命的干扰时自身可能是自足和连续的。但倘若在元素性的层面上看，则这一天命是脆弱的，易被打断的。民族的立法者是有限度的，虽然在此限度内他是代天立极，但他同样受制于其民族自身生活境域的边界、定向和情调，它只是承受和接纳这一规定。任何一种立法的力量都有耗尽的一天，因为生活境域的边界随着新的情势和契机的出现而不断变动，总有一天它会从整体上移到这一原初立法所依赖的界线之外。尤其当这种新的情势乃是更大的空间性（元素性）的要求或逼迫时，比如，当陆地国家遭遇到海洋国家的力量时，这一民族为了生存下去就将不得不发生原法的变动，改变其投身于其中的元素或投身的定向方式（比如视线从陆地朝海洋看这一定向转变为从海洋朝陆地看）。因此，当这一民族的原法（nomos）在其自身天命的运作的限度内时，它是神圣而稳定的；变法出现在这一天命发生断裂之时，往往是民族处身其中的世界图景和支配性元素发生根本性变迁之时。 [9] 诗与思都归属于语言，而语言是地方性的，亦即受制于其发生之地方特定的元素空间整体。思是语言中更接近于天的一极，亦即它总是包含着一种超出局部境域的朝向整全境域的自由，因而它对族群生活秩序的元素性的展现不是直接性的。而诗-歌是接近于风或气的一极，它由于与情的关联而指引着具体的生活情境，因而能更清晰地展示生活秩序的元素性结构。 [10]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与其说依赖于以“火”为其象征的技术，不如说更依赖于勇气和战略。 [11] 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页172。 [12] 这种传播主要是通过战争造成的社会流动进行的。在春秋以前的世袭封建社会，思想和文学都被系缚在固定的土地-国境中，因而传播是非常困难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