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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内在要求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则，那么，列宁则结合东方各国的特点、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泉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中国的具体实际都既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当前实践，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并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对中国当前实践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反思和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上述水平，或者说人们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以上述意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基本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看，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孕育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认识到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因此，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根本不同于此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介绍，人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并意识到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最早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早在1919年8月，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思想的主义”的见解，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一个根本解决”。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乎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与此大约同时，陈独秀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输入中国，我们之所以鼓吹它，就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它。他还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号召人们“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所有这些表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孕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