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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还要关注在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中“家畜饲养”的产生发展。这关涉到动物的饲养，这些动物在起源处丝毫没有与人共同生存的倾向。因此禽类极为矫健，野猪富有攻击性并且决不会让自己在安逸中变得肥胖并被宰杀。马也是如此，原始状态的马体积很小并且只是作为野生动物被捕猎。当发展到以下程度，马变成一种被骑驭的动物，人变成了骑驭者，就产生了一种骑驭文化，这种文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觉、思想、体验、筹划以及认知和信仰内容。在这里某种动物的自然构成和某种人类缘在构成相互之间在统一性中生发，这个神话一直存在于半人马星座的形象里，这个形象更为清晰地指明了，在这里不是两种生存本质碰到一起，而是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在统一性中产生。半人马星座就是关于那样一种结构的形象，我们必须将这个结构置于同时超越人并超越自然的位置，因此我也可以称之为“大结构”（Megastruktur）。 通过由野猪到家猪的驯化，总的变化也能得以说明。在变成家猪的过程中这种动物丧失了它的固有特性，它的皮肤变得苍白，它的身体组织变胖并且它自身变得平和而适于打交道。在相同的过程中人也丧失了他的固有特性，他的皮肤变得苍白，他的身体组织变胖并且他的性格变得平和而易于交往。如此发生的，就是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4]曾称之为人的“家猪化”（Verhausschweinung）的现象。这种家猪化过程今天仍在发生。 在这里人们还看到，一个大结构的发生，在其中总是有一种缘在结构和一种自然形式同时产生。这个大结构是本己的活动，本己的发生过程，本己的真实性，真正的存在者。同时它总是成为被遗忘者。它总是成为被遗忘者，其原因在于，人在其生活世界自我转变的范围之内转变了自身。通过这一点，他没有将变化作为变化来体验。不存在某种不变的东西，他能将变化与之联系；变化本身就是现象。不存在某种视野，对发生过程的解释学在这种视野中得以可能。 只有在古代，在那时关于转瞬即逝的起源的体验是鲜活的，人对大结构有充分的关注并且他们体验到它并使之人格化。他称之为“众神”并由此领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构成（比如雅典）都必须被回溯到一种生成性的基本事件，一种基本陈述，一种基本精神，一种神性（比如雅典）。“多神”是大结构的一种合适的展示。随着多神演变为一神信仰，关于大结构的广泛的构成力量的观念也丧失了。 关于这一点，后来才重新被逐渐意识到。因此才有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他在《虚泊翁》（Hyperion）中刻画了那些过渡，他认识到了大结构并为之奉献他的生命。在这里同样清楚的是，大结构并非敞开的，也不能作为对于某物的解释而在某个视域中被掌握。它是，如我所说，“密释学的”（hermetisch），而不是解释学的。因此存在论的现象学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解释学的”现象学，而结构现象学则必须被称为“密释学的”。 对于大结构的充分认识的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列奥·弗洛本涅斯（Leo Frobenius）[5]那里找到，他把原始事实和人以及世界的确定者称之为“Paideuma”[6]。这个词所表达的是，它不仅是关于一种秩序形式，而是关于某种事实和孕育，关于一种鲜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先于大众的所有单一主体性发生并成为其基础。由此一个重要的特征被掌握；但结构还是被囊括在一种形而上学的独立性和具体化（Verdinglichung）之中，而对于这种独立性和具体化，我们在现象学思想的推论中要避免，才能更具体地掌握和描述这种结构。我们首先描述起源，由此其精神才能产生，这种精神之后成为某种可经验的和能孕育的，然后获得一种神性的名称，一种精神的类别，一种迷信的崇拜。一切宗教从基础上看都是活的大结构，并且能在一种非常具体的、世俗化的和时间性的形式中（现象学地），首先也在它们充满变化的生存之中，被掌握和描述。 为了再列举出一个名字，在这里尤利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7]应该被注意，这个“Rembrandt的德国人”，他关于“整体的精神”的著作也吸收了那种“Paideuma”，这种Paideuma在大结构的总体性中有效并且决不能只被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的联系。更远一点我们提到圭多·冯·卡施尼兹-凡贝格（Guido v. Kaschnitz-Weinberg）[8]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他证明了地中海地区的文化空间应被看作是鲜活的统一性。大结构的生存并非回溯到历史性和整体的优势。它既不是存在的史学，就如人文科学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也不是存在论的超史学，就如我们尽管能有更大的权力去宣称，却总也不能完全贴切地建构东西。这是关于一个超越存在论差异的过程，也超越了先验的差异和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不同。这种更为原初的维度迄今只在始于14和15世纪的“结构-存在论”（Struktur-Ontologie）的伪经传统中得以展开。[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