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尔巴哈 摘要：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与近代哲学的自由原则及其内在矛盾有着必然联系。现代对历史的反抗完成了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理性与现代的世界理性的区分。在现代对世界的省思中，特别是在将来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上，世界理性获得自身尺度的当下现实。 一、 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视野里的宗教批判表现为克服哲学史的运动。为什么在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中思想以宗教批判的方式出现呢？引起争辩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第一哲学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的根据在人与自身相区分的知之中，人性的尺度在每一个哲学历史时期都形成一种智慧的形态并且呼唤与之相应的理性。[2] “因为这样一种知，形而上学的理性是‘继承性的’；理性每一次都把知从‘不值得相信’的假象中掩护到理性的说服力中，因此，它是‘纯粹’理性。”[3]哲学把源泉之知当作先在的规定而继承下来，于是，这种规定作为智慧的尺度成为划时代的理性原则。 为了原则的纯粹性，形而上学独具的特征是“理性与自身的区分，具体说与作为‘自然的’理性相区分。”[4]哲学的最后时期，也就是近代哲学，以自由为原则。它在自然理性中显现为理性之光，在自由的理性行为中才放下自然性，最终成为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理念。黑格尔的《逻辑学》完善了形而上学，自由理念直接从它的理性概念开始，实现了理念的自由。此后，随着《哲学全书》的完成，具体呈现形而上学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形而上学在理念的逻辑发展中的完成也证明了哲学完成了它的规定，规定与它的理念达到齐一，这一理念是统一而完美的‘实在’的科学，正如在自然和精神中所展现的实在那样。”[5]有鉴于此，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是第一哲学完成了其近代的规定所造成的后果。 划时代的理性任务已经完成。承认这一点，一方面让哲学史走进它的完满，另一方面让人们看到现代省思是一个就自身而言已经完善的结构。这里再度关系到理性的自我区分——与理性的第三种形式：世界理性，世界理性“在现代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6]形而上学的理性不可能是现代的理性。纯粹理性只与自身打交道，康德指出的这一理性特征对于形而上学有效。可是现代的理性并非纯粹理性，与形而上学的理性相反，现代理性“与它的另外一面，与先行于理性的‘存在’打交道——探究这种存在的历史、世界和语言的规定性”。[7]黑格尔的科学在绝对精神向“物理的和精神的自然”的外化中世界化了。与此不同，现代不知道有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区别。现代世界的理性表现在迄今世界和将来世界的彻底转折。 现代世界脱离了精神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纯粹的世界，精神在这里也是由世界决定的。 现代核心省思（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把人和自身的区分分别设想为共产主义社会、超人和领悟了死亡的人。[8]作为新世界的构想，它们属于核心省思的历史性省思。它们并非在传统智慧的赠礼的意义上的知，新世界的真理性取决于人在力量、意志和知三大方面的创造性。[9] 由于人的创造性的限制，省思不再从理性根据出发，而是为一种人的创造性本质的缺失经验所引导，现代的这一基本经验每一次都产生于在陌生尺度统治下的单一历史。“现代核心省思让人知道这样一些强制：它们规定着创造性的人的本质的力量、意志和知；分别在资本主义的、奴隶道德的并且最后在技术的秩序之中。”[10]由于现代人不再把自己理解为理性本质，而是纯粹的世界性本质，因此，他无法实现在历史当下现实中的世界转折。世界理性不能自己贯彻这种显示其理性精神的整体上的区分，就此而言，它不能以自身为根据而达到自身的纯粹性。直到世界性省思在三种因素中——世界、历史和与语言——构成了完整的结构之后，其理性才展露出来。 按照形而上学所造就的完美整体，形而上学不再是一种思，而是一种知，“它把对划时代的原则的承认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11] 形而上学的完成使它作为神学的科学而出现，它的威望和激起反感的一面都在此找到依据。形而上学的完成是形而上学已经结束这一命题的决定性前提条件，是哲学自身原则的发展导致了这一命题的必然性。现代和形而上学的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否定性的经验，形而上学被现代当作“迄今的历史”，显现为扼杀人的本性的意识形态。没有从自然理性的哲学之知向世界理性之域的过渡。现代省思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全面否定，这种否定才澄清了世界理性和自然理性的区别。 对历史的神学之知的否定打击了近代的原则，也就是自然理性及其所属的概念。“那里甚至尺度的共同性也遭到否定，与古典共同担当的当下现实即使没有完全被排斥，却也中断了，古典所造就的只还被当作是‘迄今为止的’。现代所要求的当下现实是‘另一个’，它甚至鉴于特定的另一种将来而得到辨别和规定。”[12]尺度上的争议进一步尖锐化，造成现代世界和它的历史的彻底分裂，造成当下现实本身的区分，分裂为迄今的当下和将来的当下。历史现实的分裂形成一种危机，非但不必用哲学历史的连续性来掩饰它，而且应该促进这一危机的彻底化。现代世界正是因为这种危机的彻底性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它因为其不可重复的历史意义而值得我们尊敬。[13] 超越形而上学，它只因保持了与近代原则及其万物[14]的排斥性关系而具有意义。超越的动因从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它说明了历史行动的必然性及其方向。形而上学的透彻的必然性使它的完美清澈可见，正是这激起了排斥的情绪。[15]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投身到历史的运动中并且走出了历史。他们的努力受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它就是：理论上完善的哲学还必须通过彻底的世界化在实践意义上得到完善。由此产生了第一哲学在费尔巴哈的人类学中的瓦解，而马克思把人类学作为唯一普遍而真实的理论[16]引渡到革命实践中去。这里的关键是：取消哲学的精神乃至哲学本身。 理性似乎被从它的原则地位上驱逐出来。然而作为理性本质的外相，这种被驱逐的假相仍然在黑格尔的科学体系之内，具体地说，在《精神现象学》中可略见一斑——自然意识和绝对知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近代意识自身中得到论证。意识作为自然理性的显现形式，它无法达到绝对知，后者只能在逻辑科学中实现自己。近代原则把认识和绝对者之间的区别作为矛盾接纳到自身之中，成为包含了所有多样性甚至矛盾的理性概念——自由。矛盾涉及到近代原则及其万有，而正是这种矛盾实际上是超越形而上学的推动力。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原则的生命正表现于扬弃矛盾。这一点在自然意识运动的中间位置上最为清楚，也就是绝对知在启蒙运动中的自我排斥[17]；另一方面，它表现在宗教向绝对知的过渡上，绝对知是概念的因素，这里，自然理性告别了意识，走进概念的原则独立性中[18]。后一种情况关系到自然理性的自我排斥或者近代原则本身的自我排斥。它排斥自身，以便回归自身。 近代原则的万物必须首先把自己规定为意识，然后才能够作为科学为概念所把握。意识本身发源于巨大的超越，也就是对确定性的真理的怀疑，笛卡尔以这种超越性的怀疑揭开了近代的第一个开始。[19]因此，意识要求方法上的证明，而证明的方法是反思，反思贯穿着意识的发展过程，并且每一次都创造出意识的新形态。《精神现象学》称科学的显现为精神，并从感性确定性的直接性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方法上的建构。在启蒙教养阶段，感性确定性通过对万物乃至人的有用性的洞见而得到中介，确信自己是绝对真理。[20]精神走到了外在性的极致。这种绝对的反作用力显示了意识教养整体上的反思特性，并且也是概念运动的真正开始。 从整体上可以把黑格尔的现象学看作为精神回归的历史。绝对知从自然意识中回归，为此，绝对知通过与自身的矛盾来排斥自己。[21]回归的最后一步表现在宗教向绝对知的过渡。由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宗教对立收回自身，普遍的自我意识本身直接地出现。在这个直接性面前，意识的整个教养似乎变成毫无意义的事情，被贬低为完全徒劳的努力。自然理性的直接性表现为对过渡的阻碍，造成在启示宗教即将完成时的最后一个非同一性，也就是，永恒的世界和直接当下现实之间的非同一性。直接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对抗散布一种不依赖于近代原则本身的假象，而近代原则理应把握自然理性的一切并且证明自在自为的自由。如果它不能澄清最后的非同一性是它自身的否定性，那么，自由作为原则就被超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