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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黄老学 所谓黄老学,顾名思义就是黄帝老子之学。但这样定义过于简单,又不准确。因为黄帝并未传学,所谓黄帝学只是后人假托的。准确地说,所谓黄老之学,是形成于战国末年、兴盛于西汉初期、假托黄帝立言而以老子“道论”为基础,兼综阴阳、儒、墨、名、法诸家思想的道家新学。 那么,判断是否黄老学的思想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论之“道家”。 《论六家要指》指出: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又指出: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这样的道家是老子或庄子吗?非也。因为老庄是非儒墨批名法的,也罕论阴阳之大顺。据我的研究,司马谈所谓的道家,只能是黄老道家。《论六家要指》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黄老道家的标准,即综采诸家精华而构建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家理论体系(“以道为宗,兼采百家”),这就是黄老学。 老学、新老学、黄老学三阶段论 众所周知,古代道家学派是由老聃奠基创说的。但对其发展脉络则众说纷纭。据我考证,作为道家的老聃,是战国早中期人,《老子》一书成书于战国中期。在老聃之前,如杨朱、范蠡、荷蓧丈人等可以说是道家的先驱,但未形成道家学派。只是在老聃过关写了《上下篇》传授给关尹之后才逐渐形成老子学派。《庄子》中所称的列御寇当属老子弟子辈的人物,《吕氏春秋·不二篇》讲“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虛”,他们显然是传承了老子“清静无为”、“致虚守静”的思想宗旨。所以,可以把老聃、关尹、列御寇归为早期道家的老学阶段。 老学之后,形成了以庄周为领军人物、以《庄子》书为代表作的庄子学派和以稷下学者田骈、慎到、彭蒙、环渊为代表人物、以《管子》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为代表著作的稷下道家学派。庄子学派的思想特点,是继承了老聃“自然无为”的思想宗旨,开展了对儒家、墨家、法家政治哲学的思想批判,其后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之说,但未形成黄老学兼综诸家的特色。稷下道家吸收了法家、儒家思想,但也未形成兼综诸家的特色,因此只能算新老学,而不能算黄老学。 到战国末年,伴随着国家统一趋势的日益明朗化以及思想领域中从“百家争鸣”走向“百家合流”趋势的出现,道家学说的内容和性质也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出从排斥别家到吸收诸家主张从而溶化为新道家思想体系的倾向,加上当时假托黄帝立言的风气日炽,“黄帝书”陆续出现,道家学者不仅尊老子,而且尊黄帝,于是开始了由新老学向黄老学的转化,早期道家转变为黄老道家(关于黄帝传说与黄帝书的考证从略)。到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黄老学所主张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政策,在思想领域推崇黄老学,所以黄老学在西汉初期得以发展、兴盛,一度占据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黄老之学开始由盛转衰并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形成于战国末年至汉初的黄老学派,大致可以划分为楚国黄老学派、齐国黄老学派、吕不韦学派、汉初黄老学派等派别。 楚国黄老学派是从老庄学派逐步演变而来的,过去被人当作“伪书”的《鹖冠子》和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包括《经法》、《十六经》、《道原》、《称》和帛书《德道篇》),他们的活动时代是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齐国黄老学派是从稷下道家学派演变而来的,其代表人物是《史记·乐毅列传》所记载的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乐臣公、盖公这一派,他们“善修黄帝老子之学”、“显闻于齐”,活动时代在公元前240年至公元前194年之间,但他们的著作已经亡佚难考；吕不韦学派是指秦统一全国前集中于吕不韦门下从事编纂《吕氏春秋》的道家学者；汉初黄老学者很多,但主要是太史公司马谈以及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淮南黄老学派,其代表作是《论六家要指》和《淮南子》,还有假托先秦的文子(可能指越大夫文种)立言的《文子》一书。 黄老学主张统治者 少干涉人民的生活 黄老学作为道学发展新阶段,既有继承老学基本理论的一面,又有改造并发展老学和新老学理论的一面。两者有同也有异,我们应当分辨其同异。 从“同”的一面说,二者在哲学上都是以老子的“道”论为主旨,包含了许多朴素辩证法观点。在政治思想上都以“清静无为”理论为基础,主张统治者少干涉人民的生活。这表明了它们与儒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根本不同而归属于道家学派。 那么,黄老学与老学新老学有些什么不同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与先秦诸子学的关系及取舍方面,老庄之学表观出与各家学说的明显对立、相互贬斥,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这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而黄老学则不然,它突出地表现出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兼综杂采诸子学之“善要”的特点。黄老道家对各家思想的兼采和吸收,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以道为宗,兼采各家的。可见,黄老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早期道家理论为基础,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名家学说的要点,而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论体系。第二,在阐述道家的“自然无为”理论方面,老庄所强调的是纯任自然而反对主观人为,是消极“无为”主义。而黄老道家强调的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既有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的一面,又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有所作为的一面,是一种积极“无为”主义。 黄老学的历史评价 道家黄老之学,在古代社会史、思想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呢?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一是促进了汉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 《汉书·食货志》在记载汉初经济社会惨象时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人民急需的是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道家黄老之学的基本宗旨,就是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和“节用民力”,做到“应动静之化”、“顺四时之度”、“静作得时,毋逆天道”,总之是要求统治者减轻人民负担,实行“无为”政治。应当说,这些基本主张既符合人民休养生息的愿望,也适合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所以黄老之学能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得到蓬勃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籍以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汉初七十年,经过从高祖、惠帝、吕后到文帝、景帝乃至窦太后掌权时的汉武帝初年,能一反秦代苛政,采取了“霸、王道杂之”实即道、法、儒、墨兼有的“黄老之术”,取得了天下大治的明显效果。《史记·孝文本纪》则称赞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到汉景帝时,出现了“天下晏然,大安殷富”(《太史公自序》)的局面。这就是为历代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第一个“盛世”,而造成这一盛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初统治者实行了黄老学所主张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基本政策。黄老之学对汉代社会发展无疑起了推动的历史作用。 二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作用。 首先,黄老之学是从先秦诸子学过渡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董仲舒的新儒学,并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直接继承孔子与先秦儒家之说,而是经过了战国末年至汉初的道家黄老之学这个中间环节的。它是以先秦儒家的思想史料为骨架,吸收并改造了先秦诸子学和汉初黄老学的主要内容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儒家思想体系。 例如,在论述天人关系方面,董学与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之学有天壤之别,但与黄老学的阴阳刑德理论却若合符节。董仲舒十分强调“阳尊阴卑”,宣传“阳为德,阴为刑……天之任德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这固然有继承先秦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一面,但先秦儒家与阴阳家并未合为一体,而董仲舒却把儒家与阴阳家的主张统合起来了。这种统一和糅合的工作并非自董仲舒开始,而始于黄老道家。这一点,可以从《黄老帛书·十六经》的“阴阳刑德”理论及该书《称》篇所论“阴阳之大义”的主张中得到证明。再如董仲舒著名的“王道三纲”说,虽然符合儒家政治伦理,但它实际上并不是直接从孔孟学说继承而来,而是直接吸取和改造了黄老学理论主张的结果。至于董仲舒所说的人君“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春秋繁露·离合根》),“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同上《保位权》)等等,这样的语言,简直是黄老道家类似语言的照搬了。 从董仲舒新儒学吸取了黄老学思想资料这一点,足以证明黄老学在由先秦诸子学向汉代新儒学的转变过程中,确实起了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作用。 其次,黄老哲学还起到了从先秦道家的唯心主义“道”论向王充的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转变的桥梁作用。 老子哲学中虽然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命题,但仍然是很不明确、很不确定的“气”论,而在本质上仍然是具有绝对观念性质的唯心主义道论。而黄老哲学则比老子哲学进了一大步,已经把“气”作为一种普遍的物质概念引进宇宙生成论了。如《鹖冠子》明确提出了“元气”说,《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则多次阐述了“精气”理论。这些理论因素,成了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哲学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料。王充是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完成对道家唯心主义“道”论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哲学家。他摒弃了从老子到黄老的“道”论的唯心论杂质,继承和发展了黄老哲学关于“气”、“精气”、“元气”的论述,从而建立了以物质性的“元气”为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 总的来说,道家黄老之学的历史作用,在主流方面是积极进步的,应当给予肯定。它在政治上适应了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汉初统治阶级提供了变革秦政、兴利除弊的理论武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安定。但是,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理论,在政治上造成了地方诸侯王实力大增甚至发展到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地步,这也是造成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的一个原因。到了汉武帝时代,名分已经底定,政权得以巩固了,社会经济、军事实力也大大增长了。统治者便不愿再受黄老“无为”思想的约束,而要大有作为了。因此,当“好黄老之言”的窦太后寿终正寝,丞相田蚡之流立即秉承汉武帝旨意,“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接着,汉武帝又进一步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的“独尊儒术”政策,实行思想专制。于是道家黄老之学就从政治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它所留给后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用的某些政策原则(例如“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因事制宜,待时而动”等),以及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一笔思想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