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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当今全球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局面，指出由近代西方启蒙理念的偏失所导致的、作为现代化之初始动因和必要条件的人心的自私和贪婪，乃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认为儒家传统的人物平等、秉德爱物、一体之仁、以德取物、顺时节物的观念和制度，对于矫正人心的自私和贪婪、从而拯救全球生态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危机 启蒙理念 现代化 儒家传统 在世界主流舆论几乎都为“全球化”喝彩的同时，一个足以灭绝人类乃至地球生物的“全球化”趋势也在日益扩张，这就是全球生态危机。无论是人口稠密的都会还是人迹罕至的极地和山巅，无论是人们近旁的环境还是高远的大气层，污染无处不在，而且愈演愈烈！人类究竟处在怎样的生存瓶颈？人类何以竟会落入这样的生存瓶颈？人类又如何才能穿越这一生存瓶颈？这就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和索解进路。 一 近四百年来，伴随着由西方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以富强为旨归的现代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人类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的活动，几乎都落实为对于自然资源日益全面深入的索取，而回馈给自然界的则是创伤、枯竭以及废气、废水、废渣等种种有害物质。时至今日，全球生态系统几乎濒临崩溃，其中虽然不无自然界本身的原因，但人为原因无疑是主要的。 应该承认，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今人类比较普遍的自觉意识。集中体现生态保护意识并力图将这种意识落实为全球行动的，当属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自1995年开始的每年一度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其实，无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公约缔约方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所有制订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指标都是很低的。然而就连这么低的减排量都引发有关国家之间的严重矛盾，以至难以落实，怎么可能指望真正抑制乃至扭转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呢？ 当然，决不能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公约缔约方会议完全没有意义和作用，公约和缔约方会议毕竟使生态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和各国政府的中心关切，由此也使地球生态在某些局部和表层得到了保护或修复；而且科技和经济虽然不能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手段，但若运用得当，也还是必要手段之一。问题只是在于，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没有把握住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根本症结，所有这些，在造成人类社会乱象的同时，几乎无不落实为自然生态的破坏。 二 发生于17-18世纪欧洲以及北美的启蒙运动，其思想主旨基本上都是通过反神权、反王权而凸显人的至上性，由此形成一系列迥异于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关于人本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价值理念，诸如理性、人权、独立、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科学、进步等等。启蒙理念导致科学技术日益创新，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市场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功能日益增多，促成了社会的科技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 相对于中世纪的观念与社会，启蒙理念及其引发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某些进步性。总括而言，启蒙理念给予人的身心解放，破除了人心对于形上存有以及古代圣哲的神圣感和尊崇感，荡涤了人们在宗教文明传统中积淀的道德观念，空前地激发并肯定了人的自私和贪欲；现代化进程则是人的自私和贪欲得以实现、进而诱发更大的自私和贪欲并追求其继续实现的不断递进过程；而以人的自私和贪欲作为原动力的现代化进程，无论表现出多么辉煌灿烂的面相，最终必定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代价，而且现代化进程越是显得辉煌灿烂，生态破坏的代价往往也越大。 如果现代化仅仅局限于欧洲北美，那么地球生态的破坏可能至今也只是局部性问题，然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却并非如此。当此之时，如欲真正拯救地球生态，整个人类（首先是西方现代化民族）必须一致抑制乃至扭转现代化进程；如欲抑制乃至扭转现代化进程，整个人类（首先是西方现代化民族）必须整治因启蒙理念的偏失而导致的自私和贪婪的人心。 三 对于整治因启蒙理念的偏失而导致的、作为现代化之初始动因或必要条件的、给地球生态造成严重破坏的自私和贪婪的人心，世界各大宗教文明传统都拥有宝贵的思想资源，儒家传统也是如此。 儒家认为，人和宇宙万物在根本上都化生于具有生生之仁的道德本体。《周易·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这种包含人物平等观的“乾元始物”、“各正性命”本体-宇宙论，乃是儒家传统中关于人物关系思想的基本前提，这一思想在宋儒张载的“乾父坤母”、“民胞物与”思想中得到呼应。儒家以此唤起人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的意识，并且引导人们戒除对于宇宙万物不应有的僭妄。 在“乾元始物”、“各正性命”的基本前提下，儒家又肯定了人在宇宙中“首出庶物”的地位，即人相对于宇宙万物的特殊性，由此构成儒家关于人物关系思想的另一方面。《礼记·礼运》所谓“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突出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特殊地位。显而易见，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在宇宙万物中具有特殊地位，并非因为其“有气有生有知”，而是因为其“有义”；克就人物关系方面来说，“有义”意谓人能够自觉地遵循秉具的“天地之德”而适宜地对待宇宙万物。《周易·系辞下》谓“天地之大德曰生”，[1]因此，人自觉地遵循秉具的天地之德而适宜地对待宇宙万物，就是要护持万物的生机，以促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这样，人之“首出庶物”，就完全不意味着人可以任意宰制万物，更不意味着人可以戕害万物，恰恰相反，人之“首出庶物”的地位，只是赋予人以协助天地照料万物的崇高责任。《礼记·乐记》曰：“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2]此所谓裁成辅相、时育万物以及举礼乐昭天地，都体现了人协助天地照料万物的崇高责任，虽然以君后、先王、大人而为言，但终究属于人事。 人既爱养万物，必将以广大的心量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宇宙万物，达致一体之仁。《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3]经典地表达了儒家一体之仁思想。基于一体之仁思想，除了必要的取用之外，儒家当然不会对宇宙万物有更多诛求，因而必然最大限度地涤除对于宇宙万物的私心。 如上文所点明的，儒家也肯定人为了生存和延续而对万物（包括自然物以及以自然物作成的人工物）加以必要的取用，《尚书·大禹谟》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4]主要就表达了这一意思。但值得指出的是，“六府三事”虽然主要论及人对万物的取用，却仍将“正德”置于突出地位，由此表明儒家强调以德取物，其具体内涵就是人在取用万物的时候必须遵从自然的节律并保持欲望的节制。《周易·节·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5]表明天地运行、四时成功是有节律的，人必须依循天地四时节律，形成制度以节制身心，才可能既不斵伤财物，又不损害人自身。儒家传统中形成了许多抑制人对宇宙万物无限诛求的制度，例如《周礼·地官司徒》对掌管林木、水产、田猎、矿物的林衡、川衡、迹人、丱人的职责规定：“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所有这些制度与以德取物的观念相配合，从积极的方面启沃人的孝敬天地、友爱万物的宇宙伦理意识，从消极的方面则抑制人对万物诛求无度的贪欲，防止人将对于万物的必要取用畸变为无限靡费。 综上所述，儒家的人物平等观念，秉德爱物、一体之仁观念，以及以德取物、顺时节物的观念和制度，以其深蕴的对于天道的神圣感和对于传统的尊崇感，曾经并且至今仍然能够引导人们形成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的心理，而戒除人对宇宙万物的私心和贪欲。这些观念和制度并不因其产生于所谓“前现代”就对当今世界没有意义，毋宁说其中包含的人与宇宙万物共存共荣、可久可大的德智一如伟大智慧，相比近代西方启蒙以来泛滥于整个世界的以自私和贪欲为旨归的凡俗智慧不知高明多少！儒家虽然也有“德风德草”之说，但根本上将整治人心系于人人秉持道德自觉而自正其心。 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6] “我欲仁，斯仁至矣。”问题的复杂性倒是在于，在近四百年来由西方现代化民族一手造成的“丛林世界”中，由于弱肉强食，仁义充塞，后发现代化民族为了生态正义以及社会正义，虽然亟需端正人心，却又万不可单方面抑制发展，否则不啻假寇兵而资盗粮——既纵容恶者，又危害善类，且对地球生态的全面改善并无多少裨益。这种既需端正人心、又不可抑制发展的矛盾，无疑是一个需要以大智慧进行协调的复杂课题。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整个人类为了生态正义以及社会正义而一致端正心态、抑制发展，亦如熊十力所说“非举世相率以仁，固无由太平”，他们理应首先端正自己的良心，抑制自己的发展，这又如同与虎谋皮。但面对地球生态濒临破毁的灾难性局面，素以理性相标榜的西方现代化民族纵然不为人类着想，也当为他们自己的民族谋划；纵然不为其民族成员相互计虑，也当为其各自的子孙后代盘算，所以应该相信他们能够算清这笔帐。一个切近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证据就是：1988年1月，全部都是西方人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其中肯认“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7]这表明西方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唯有以仁道对待宇宙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类以仁道相互对待），人类才可能穿越生存瓶颈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延续下去。因此，人类共同矫正因启蒙理念的偏失而导致的自私和贪婪的心态，从而抑制乃至扭转现代化进程，进而拯救地球生态，还是不无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