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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王阳明 总的来说，太虚对宋明理学不甚有好感，但是对阳明学却情有独钟，有极高的评价。太虚关于阳明学的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阳明的境界。太虚认为，阳明在成己之学上已臻其极，实无遗憾。但阳明在应帝王以成人成物的内圣外王之道上，尚有所欠缺。阳明“致良知”时之教育门弟、建立功业，皆是为了扩充其良知之用以成就自我，而不是为了成就天下、国家、人民和万物，因而未能尽融其高明卓绝之见而底于实地。这就是黄梨洲讥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的原因。阳明门弟纯驳歧出，流于浅薄轻嚣者多，不及孔门之文质彬彬。阳明之所以功业灿然当世，学风靡然身后，只是由于其才气超人，际遇得时，并非尽出其道学之所成。换言之，阳明只是做到了藉“成他”而“成己”的圣功，尚未做到既“成己”又“成他”的王业。 第二，关于阳明学与宋明儒学。阳明学在宋学上有其来源，可说是继承了从大程到陆象山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心气即性理系”的道统。但阳明在宋明儒中之所以尤为特出，是因为孔门之道，原本重于内圣外王的实践工夫，而不重于析名辨物的理论思辨。宋儒力矫汉唐溺于词章训诂的弊病，提倡“道学”，重视的是证心践形，所以周茂叔最初教二程，即令寻“孔颜乐处”，而明道见人静坐，即叹为“好学”。但主张“性理异于心气”的程朱一系，则认为“物性”、“天理”在于天、在于外物，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理”为天地万物所共有，只有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才与之浑合而无间。这是一种为外物所缚的思想路线。阳明则以“圣人之学”为“心学”，从“心”、“良知”上把握天理，因而能摆落一切，空诸依傍，知行合一。这是阳明的实践工夫所以高迈古今的根本原因！ 第三，关于阳明道学之宗纲。 纵贯阳明一生的，只是“良知”二字。阳明为学，三变而始得其门，这是由未得良知而悟得良知；其默坐澄心，则是持守良知而养良知之体；其致良知，则是笃行良知而充良知之用。其“赤日当空”，则是持守笃行之后，所获粹然良知之果也。“良知”一名，本于孟子；但在孟子那里“良知”、“良能”并称，阳明则以“良知”为枢纽，把“良能”摄于“良知”之内，所以能做到即知即行，彻里彻表。而且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是指吾人生来所有的知能，虽然没有受到习惯的染污，却被气质所拘，所以同在人类，智、愚、仁、暴，在襁褓中即有巨大的差别。阳明所云“良知”，则是长久的困窘积闷之后，在居夷处困之际，上观古人，近察当己，炯然独露而得（“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是吾人独能作圣作佛的一点灵心，自由活泼，绝待无依，不为气质、习惯所拘染。孔门谓之“仁体”，王氏谓之“良知”，都是指此。阳明曰：“良知即是独知事”。所谓“独知”，即指不拘气禀（先业所引、机械所定之身心器界），不染习尚（现身所修功业、所成之学识经验），超然于气禀习尚之上，卓然于气禀习尚之中，而自由活泼绝待无依，独能知善知恶之正知。“良知”，是与前六识相应的本来凈善信心，此心不但自性清净，而且能清净其余的心、心所，如水清珠能清浊水者一样。所以良知之“良”字，应训为“诚”，有本性凈善、正信之义；如果能发见此良知而保养之，身、语、意之动皆不欺此良知以行，自能为善去恶、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为善去恶，即是致知格物、即是致良知，所以致良知则意自诚、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齐、国自治、天下自平也。其实此良知实际上是一切众生共同具有的佛性，之所以以人类为独能，乃是比较之辞，是为了突显人道的可贵。人类的优势在于，习尚之染虽重，气禀之拘独轻，业报既不甚乐，亦不甚苦，绰然有回翔自审的余地；只要能披洗其习尚之染，则能发现“良知”而长养之。世人之所以少有能发现此良知而长养之、施展之、圆成之者，一是因为世人常陷于习尚的追逐之中，所以良知虽卓然尚在而莫由发见。二是因为世人缺少多闻深思的善慧，当良知偶然流露时不能持养。而阳明则不但能发见之（“龙场大悟”），而且能持养之（“静默澄心”）；不但能持养之，而且能施行之（“以致良知修己化人，致君泽民，知行合一”）；不但能施行之，而且能充实之（“赤日当空，万象毕照”）。“所以为儒家仲尼以来之一人也！所以为华梵两化所育生之唯一良果也！第阳明所以能发见良知而持养之者，以渊源于宋学及禅宗也。而其施行充实之者，卒为儒家贤圣，而不入佛之大小乘者，既因设身处地之所宜，复由佛之教律未深知及，而儒家之熟处难忘，故向禅宗悟得，却向儒中行取也。悟得良知，存省良知，应用良知──致吾心良心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完成良知，从悟得良知之一贯工夫终不外即知即行，知行合一。阳明道宗之在是，不了然可知欤？”（23） 第四，关于四句教法。阳明晚年以四句教为心学宗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致”。太虚认为，这四句是阳明学的纲要，历来解者，自王龙溪、邓定宇到黄梨洲，鲜有能解其义者。太虚根据唯识学对四句教法做了如下解释： “无善无恶心之体”，指先前的业力所引生的第八阿赖耶识、以及阿赖耶识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现象。这些现象的流行演进是不自由的，完全遵循已定之势，只有借助外在的力量才能改变。当其与外力相遇时，又不能自由地趋避。这相当于一般所谓的“自然”，没有染、净、善、恶的分别，只有“无覆”（非染非凈）、“无记”（非善非恶）的性质。儒家所谓“于穆不已，流行不息”的“天命”，道家所谓“不与圣人同忧患”的“自然之道”都是此意。 “有善有恶意之动”，指恒与痴、见、爱、慢四种根本烦恼相应的意根末那识，与由末那识发起的第六识意识，率眼、耳、鼻、舌、身五识为善、为恶。人类的优越性在于，前六识均有自由活动的心力，第六识比其余五识有更多的自由活动，能善能恶，往往能超脱阿赖耶识与末那识的限制，行其所欲行。 “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潜存于阿赖耶识（“异熟识”）中的“净善之性”，本来即有，但是被阿赖耶识和末那识所限制束缚，隐伏而不得现起。只有借助较为自由的第六识意识，偶尔呈露出来。良知是作圣之基、成佛之本，如果能保持此良知而长养之，则可以知善、知恶，亦可由之以崇善拒恶、为善除恶。但这是非常微弱的“道心”，体察自觉之后，还必须通过持戒、禅定等手段加以培养，才能在实践中应用。 “为善去恶是格致”（24），为善去恶，是遵循良知而动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遵循良知以处制事物而言是“致知”、“知致”；就由此而“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而言，即是“格物”、“物格”。所谓“物”，即是一向束缚人之自由的阿赖耶识和末那识，也就是意、心、身、家、国、世界等，使之完全遵从良知而成就诚、正、修、齐、治、平、之善。所以阳明的四句教法，理论重心在“知善知恶之良知”，实践工夫在“为善去恶之格致”，理想追求在“恶尽善纯之至善”。王龙溪、黄黎洲等人均没有能掌握王学之纲要所在。太虚说：“阳明能化行当世者，以得良知之道宗也；阳明致弊丛末流者，以失四句之学纲也。知此，可与论阳明道学得失之原矣。”（25） 第四，阳明学与新中国哲学。太虚认为，宋明以来的儒家哲学可分为三派：1、以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唯心派；2、以程伊川、朱熹为代表的心、物二元派；3、以颜习斋、戴东原为代表的唯物派或反道学派。三派中以陆、王派摄取禅、道而近禅；程朱派摄取禅、道而近道，二派均排斥功利；颜戴派远绝禅、道而近功利。此三派实际上各有传承和发扬。建设新中国哲学者，侧重科学者主唯物派，侧重哲学者一部分主唯心，一部分主心物二元。太虚主张“统三为一”，以阳明学为枢纽，建设新的中国哲学。他认为，阳明学实际上含有三派哲学的真义。阳明的心学虽为中国唯心论的顶峰，但阳明以体察物理、顺养人情为基础的实践工夫，足以充实而发挥唯物派的实学。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去主观上自私意欲之蔽，存客观上事物天然之理，这是心物二元论，与朱熹相同。阳明与朱熹的不同其实只是工夫论上的差别，前者是在心上用功，后者是在照上用功。所以以阳明学为总枢，可以分别发为唯心、心物二元、唯物三派的哲学。所以应该以阳明学为枢纽，使三派哲学均衡发展，并光明正大地以佛、道为中国哲学的积极因素，在颜、戴实学派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的科学、工业、民政、法治等学说文化，以构建新的中国哲学。 三、结语 除以上所述外，太虚对现代新儒学中的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熊十力等皆有评说，本文献于篇幅不论。总的说来，太虚作为一代佛学大师，他的佛化儒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儒学思想史和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皆应有一席之地。从太虚的思想旨趣来说，他之宣扬儒学，是为了契合中国人的文化根性而对中国人进行佛化教育，是一种大乘菩萨道的权巧方便。所以太虚对儒学的佛学解释，距离儒学文本的愿意可能存在很大的出入，但也不容否认，他的某些解释是很有启发性的，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后期的儒学和佛学可以提供很好的启迪。 作者：李广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