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农业社会的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一般情况下，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形成了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型是家族，家族不只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父母——子女的“小家庭”，更是一个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在中国，一个家族便为一个村落的情况比比皆是。在中国的家族社会内，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女，而早期的国家往往是围绕着一个最有声望的家族来建立的，父权自然演变为王权。因此，威权的、分等级的、家长式的王权政治在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的家族制度塑造了基本的社会关系。传统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其中父子、兄弟、夫妇三种是家庭关系，而其余的君臣、朋友则是比照家庭关系来理解，这就形成了有亲疏远近“差序”的整体人际关系。不仅如此，家族是一个功能泛化的“共同体社会”，在此家族社会中熏染出来的人，自然不自然的用关联的、整体的方式思考世界。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单位，家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中国人有极强的家族意识，都重家、重孝、重伦常关系。祖先崇拜和孝道几近乎中国人的宗教。正如冯友兰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儒家哲学是在说明这种家族社会的伦理意义，它很长时间成为主流哲学是自然而然的。 相对照，希腊是工商社会，人们靠工商业维持生活，形成了以城市共同体为基型的社会。人们往往来自不同的地方，血缘亲属关系疏远，也就没有天然的理由认为某个人高于别人。因此，市民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大家都有权力参与城邦的管理。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观念及实践在希腊城邦社会中早就存在。 四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时期，产生了新兴知识精英——士人阶层。士人的兴起与周代封建制度的解体有关，其来源有二：一是有身份的贵族；一是因特殊技艺而为贵族服务的具有世袭职位的专家。春秋战国时期，因频繁的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动荡，许多贵族失去了土地和爵位而沦落为庶民，依附于贵族的世袭专家也流落于民间。然而，这些沦落的贵族和世袭专家拥有知识和技艺，并往往以私人教师的身份传授知识和技艺，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其所教弟子或为生存，或为仕途功名，或为救政治社会之弊，但都积极入世，担负着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学术知识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也就是说，新兴的士人阶层不是单纯的哲学家、宗教家、道德先知，这就减弱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相对照，古希腊的思想家来源有二：一是早期的殖民地思想家，如米利都学派、爱奥尼亚学派。殖民地的思想家，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政治管理，不负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思想常趋向“自然哲学”，追求纯粹的真理。一是雅典城邦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一般不从事实际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也无生计所迫，其有大量闲暇的时间从事哲学思考，可以说是单纯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哲学必须是有闲阶级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希腊贵族出身的思想家脱离生产，轻视实践，他们不信任经验实践的领域，认为它是变化不定的、低级的、暂时的世界，转而信任纯粹理性的、形式的领域，认为它是绝对固定的、高级的、永恒的世界，并把寻求理性的、必然的、超越的知识当作自己特别的技艺，这就加强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