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研究竹简《五行》时注意到，竹简的内容不仅与以后的孟子存在联系，对以后的荀子也产生影响，这说明子思以后儒学的分化实际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将郭店儒简定位为“孔子与孟荀之间”可能更合适。 我常想，在今日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能否出现学术大师、出现学术名著？实在是一件值得让人怀疑的事情。也许，在今日选择自我放逐，明日才会被历史所记住。 一 十年前的1998年，郭店竹简正式公布，立即引起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此后出版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如果没有利用郭店竹简及随后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便会被视为“过时”，不具有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正好在这一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受身边同事研究热情的影响，我也开始关注起出土文献研究，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1年初博士后出站时，我已完成了十五万字的工作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七八篇相关论文。在博士后报告鉴定会上，庞朴、姜广辉、陈来、廖名春等学者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对其补充、完善，争取早日出版。然而这时我感到学术的大门似乎才刚刚向我开启，一连串的学术问题迎面而来，有待我去思索、去探索。所以博士后出站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后，除了参加一些集体课题外，我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研究之中，五六年时间又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这方面的论文，较之博士后报告，这时的研究已更为充分、深入，字数也达到了四十余万。 2006年，我申请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杜维明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在哈佛搞一个seminar（研读班），专门研讨思孟学派，于是我又带着这一课题来到了哈佛。哈佛的一年时光是美好、愉快的，而每周五在Yenching House举办的seminar更是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第一学期我们读《五行》，第二学期读《中庸》，大家自由争论，互相辩驳，畅所欲言，往往一两句经文便会用去一下午的时间，但丝毫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而是充满了精神的享受与快乐。在美国期间，我还在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年会做了《新出土竹简与中国文化再认识》的专题发言，并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央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作了郭店竹简的学术报告，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的点滴收获，也都被我吸收到研究之中。 2007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这时我的工作单位已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承担起一定的教学任务。但我对思孟学派研究仍感意犹未尽，教学工作之余，仍将主要精力用在课题中，又陆续写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至此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才算告一段落，这时时间已到了2008年，距我来北京已有十年之久。 二 回想这并不短暂的十年，深感学术探索的艰辛与不易。郭店竹简研究是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涉及到古文字学、文献学及哲学、思想史等多个学科，学术界一般按研究的先后顺序分别将其称为第一序（古文字学）、第二序（文献学）和第三序（哲学、思想史），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序和第三序，尤其是第三序上。所以吸收、借鉴古文字学者的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文字的释读又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同一个字往往一开始有不同的释读意见，而一字之差又影响到文义的理解。这样的事例笔者在研究中碰到过很多次。 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一般多侧重于义理的阐发、分析，而不太注重文献本身的研究，我以前也不能例外。但在接触到竹简研究后，才认识到文献的重要性。通过相关的传世文献，不仅可使晦涩难懂的竹简文字一下变得豁然开朗，同时，出土文献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传世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等问题，这就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二重证据法”，所以要想研究出土文献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来社科院历史所后，对文献研究特别留意，专门下了一些功夫，在做博士后期间，我写了四十万字的《中国先秦学术思想史编年》（与刘宝才教授合作，我撰写春秋战国部分），从年代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先秦学术思想做了梳理，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不过在研究中感到最为艰难、也最耗费心力的还是哲学义理方面的探讨。对于郭店儒简，学术界一般将其定位为“孔孟之间”，认为是填补了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思想史的空白，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竹简的内容更接近荀子，而不是孟子，主张将其定位为“孔荀之间”。我在研究竹简《五行》时注意到，竹简的内容不仅与以后的孟子存在联系，对以后的荀子也产生影响，这说明子思以后儒学的分化实际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将郭店儒简定位为“孔子与孟荀之间”可能更合适。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早期儒学的心性论、天人关系、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政治理念还有孟子性善论、慎独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曾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些还被学者经常引用，不过由于一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较早，特别是在这十年的探索、研究中，我的学力和认识也有了提高，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已有调整的必要了。例如，我于2000年发表的《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一文，曾推测今本《中庸》可能编订于荀子之手，现在看来证据不足，必须要放弃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切不可作过多的推论与猜测。我写的《孔子论“仁”》一文，曾在“青年儒学论坛”上宣读过，遭到几位朋友的激烈批评，这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思路重新反省。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写出了《郭店竹简“（身心）”字与孔子仁学》，对于这一稿，陈明兄首先表示肯定——而在“青年儒学论坛”上，他对我的批评最为激烈。庞朴先生也曾来一电子邮件，对拙文大加赞赏。杜维明先生对我讲，他一直准备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但看了拙文后，觉得已没有必要再写了，他想说的都被我讲出来了。拙文“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与论坛几位同仁的批评、刺激显然是分不开的。 三 我的思孟学派研究，受到了多位前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最为幸运也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前辈学者中，庞朴先生与我关系最为密切，对我的帮助也最大。我开始从事竹简研究时，庞朴先生正好创办了“简帛研究”网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我有了文章也常在那里粘贴发表，一段时间我成了该网站发表论文最频繁也是最多的学者。我与庞先生很快成了忘年交朋友，皂君庙庞宅也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庞先生总是第一个读者，而且不吝夸奖、鼓励之言，有了不同看法，却只是婉转地予以表示。2005年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庞朴先生担任主任，他将中心的研究重点确定为思孟学派，并让我承担了《思孟学案》一书的写作。我从庞先生身上学到的，不只是为学方法，还有他“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方式。 李学勤先生对我的研究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并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赐序，使拙作生辉不少。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最早就是由李先生提出的，我的研究可以说是在他的观点上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不过我在做博士后时，李先生还在担任历史所所长一职，公务繁忙，受其直接指导的机会较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我专门找来李先生五六十篇讨论先秦文献的文章，仔细阅读、揣摩，领会其治学的思路和方法，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故我的为学也有“私淑”于李先生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