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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和柏拉图分别是中西教育史上的奠基式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都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存在相似之处，但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的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又各具特色。 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都生活于奴隶社会末期的没落的贵族家庭，都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学、大规模讲学的人;柏拉图创办的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以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咨询、培养贵族子弟成为上层统治者的综合性学校)，都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伦理思想，都为推动人类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通过对他们的教育伦理思想在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教育内容及其地位等方面的比较，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又各具特色。 一、教育作用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孔子一方面认为有“生而知之者”他自称“天生德于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而知之者，主张“学以致其道”，体现了他在知识和德性来源上的先验论倾向。但他又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肯定人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作用。他认为，尽管人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但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教育的启发、诱导，可以使人化恶为善、化愚为智。他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教育能对改变人的本性和发展人的个性发挥作用，能使好学的人的个性得到良好发展。只有好学，才能使人对处事有分寸，才能使人及时而正确地解决问题。孔子还认为教育作用的发挥不仅不能脱离社会，而且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为此，孔子又提出了“庶”、“富”、“教”的主张。如他和冉有到卫国后曾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从而涉及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和苏格拉底的“灵魂轮回”思想的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天赋品德论”，并把这一思想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构成现实道德善的根源，对善的理念的追求就是最终的目标。而要在“理想国”中实现这一目标，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使人们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的灵魂中有先天的“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如何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善”，教育的内容就是应该用什么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去实现这个“善”。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使人有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统治。教育就是对儿童的习惯所给予的影响和培养，通过这种影响，把“快乐、有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植根于儿童的心灵中”，引导他们“恨你所恨的，爱你所爱的”，从而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他认为一般人的知识和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柏拉图还非常强调教育在培养未来统治者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塑造人的心灵和培养下一代统治阶级和维持“理想国”的重要手段。在柏拉图看来，单纯凭借立法，而不主要凭借教育，要想实现“理想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就是抓教育。 二、教育目的方面 孔子与柏拉图都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才。但孔子是要把“好礼、好义、好信”之人培养塑造成为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圣人”和“君子”。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实现其“仁”“礼”统一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必须靠“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他自己的一生实践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总是强调“修身”，并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修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其中“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才，“君子”是较低的理想人才。所谓“圣人”，就是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能够促进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实现，并通过努力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获得改善的人。孔子本人也不敢以圣人自居，他认为“若圣与仁，而吾岂敢”，只有尧、舜、禹才具有这种品格。因此，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好礼、好义、好信”，能够使“四方之民褪负其子而至”的君子。这些君子实际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人才。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君子”外，还有“教民”的一面，即用所谓的“礼乐”和“仁义”的道德对人民进行教化。他认为君子受了教育，可以修身安人与治人，而人民受了教育，则可以成为顺民。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奴隶制度的上层统治者，即培养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家)和国家的保卫者(军人)，同时也提供政治上的咨询并以此间接地影响实际的政治进程。柏拉图崇拜并接受了斯巴达的不重智育而重体育和品行训练的教育方式。他认为青少年在受教育期间，要学习荷马史诗和爱国歌曲，经常进行体育竞技比赛。他们衣着俭朴，食宿简陋，以培养坚韧、服从、勇敢的品性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为宗旨。每个斯巴达人都必须以为国家服务为目的，个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勇敢是最重要的品德。他认为儿童出生后应该归国家所有。当孩子长到3-6岁的时候，应该送到公立的学前教育机关接受初等教育。6岁以后男女分开，开始接受正规的普通教育，主要学习音乐、体育。18-20岁进人青年“埃弗比”接受军事教育，并学习“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到20岁大部分青年被断定为军人的材料成为军人，只有少部分人经过一再挑选继续10年教育，主要学习“四艺”和哲学;到30岁时，再次选拔智能稍差的充当行政官员，成为高级官吏，极少数智能特高的人继续学习5年，研究辩证法，到35岁便成为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三、教育对象的选择和态度方面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即育不分出身，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子贡是一个商人，仲贡之父为“贱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与孔子。孔子创设私学，并开始“学以民间”，使许多既非贵族子弟也非仕人的青年接受到了文化教育，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由封建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特权，平民百姓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贵贱界限，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对于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师生平等、教学相长和以身作则。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当仁不让与师” “教学相长”则隐含在其教学实践中。如子贡问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问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当听了孔子的教诲后，子贡领会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孔子还真诚地欢迎学生对他提意见。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常常向他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都乐于接受，对于不肯提意见的学生则要责怪之。孔子提倡的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他更重视“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全部表现在行动上。他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错误和过失对自己也是在所难免的。但“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苟正其身”。但孔子反对女子教育，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孔子眼里，妇女与小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他轻视妇女，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既使到今天，其流毒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