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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熹教育理论的实质是道德教育理论。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现为不同的道德教育阶段论。本文通过对朱熹教育理论的分析，来阐明朱熹的终身教育思想，以及他在这一方面的教学实践。 【关键词】 朱熹;终身教育;教育阶段论;童蒙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化 Chu Hsi’s Lifelong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s Fang Yanshou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hu Hsi’s education theory is moral education theory.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he adopted different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asures, which are reflected by moral education phase theories of different kinds.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lifelong education theory of Chu Hsi and his pedagogical practices in this respe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u Hsi’s edu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hu Hsi; Lifelong education; Education phase theory; Childhood education; Schooling; Social cultivation 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被学者视为“我国 古代第一个把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的人。” 这个“统一”的“过程”，合起来看，实际上就构成了终身教育；分开来说，表现为朱熹教育阶段论的不同阶段；从施教对象来看，就形成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这样一种不同的环节，从而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教育链。朱熹既是中华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传统儒学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从本质上来说，朱子理学是一种道德学说。他的教育理论，实质上也就是道德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理论上，体现为不同的道德教育阶段论。本文拟通过对朱熹的教育理论的分析，来阐明朱熹的终身教育思想，以及他在这一方面的教学实践。一、婴幼儿阶段——家庭教育儒家学者主张教育应从幼儿开始。 从理论上说，实施教育者最好是从事教育的专门人才，但由于人类现实的家庭婚姻制度，使家长不可避免地成为孩子的最早的启蒙老师。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儒学故事，是儒家学者重视童蒙教育，坚持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应该从幼儿抓起，应从家庭起步理念的一种体现。朱熹本人，就幼承庭训，得家学之传。他曾自述说：“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说明朱熹在尚未入学前，已从其父处熟知了《左传》。又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譻?訛。 “为己之学”，指的就是提升自身的道德理念，诚意正心，笃实践履的孔孟儒学。由此可知，幼时的家庭教育是朱熹获得儒学思想启蒙的源头。正因为有幼年习学的切身经历和体验，使朱熹成为历代儒家学者中最重视童蒙教育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在这一方面，他有理论，有实践，因而也最有成效。在理论上，朱熹继承了北宋理学家程颐提出的“养正于蒙，学之至善”?譼?訛 的思想，认为德育应从“能食能言”的婴幼儿开始实施。 在他编纂的《近思录·教学》中，引用程颐的话“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譽?訛 意思是说，婴幼儿时期，知识和思想都是一片空白，谈不上有何主见。这时，就应当以儒家先圣的格言警句等来时时影响和教育他们，即便他们此时未必能领会其中所说的意思，但只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薰陶，久而久之，就会接受这些思想，就会成为好象是其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此时，即便有错误的东西来诱惑他们，也会不受影响。如果在童蒙时不对小孩进行道德启蒙，等到他们长大后，那些私欲偏好就会在内心滋长，就会受到外界各种错误言行的误导，此时，再来要求他们按照纯正完美的道德标准来行事，那就很难了。 朱熹认为，童蒙教育阶段是“作圣之基”，也是人的一生中知荣辱、养良知、培其根、固其本的最重要的阶段，其核心内容就是道德教育。他认为幼儿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譾?訛。又说：“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譿?訛 这就是朱熹的培根固本、童蒙养正的婴幼儿教育思想。用良好的、健康的教育方法和道德理念，使儿童从小就能构筑起一道知耻明辱、存善去恶的道德防线，来抵御外界各种不良思想的负面影响。否则，就会出现程颐所说的“任其自为，听其不为，则中人以下，自弃自暴者众矣。此圣人所以立教也。” “圣人所以立教”，指的是儒学先师的教育目的，这就将知耻明辱、养善去恶的童蒙教育与儒家的教育目的论联系到了一起。 二、小学、大学阶段——学校教育在经历了幼儿家庭教育阶段之后，人生就进入了学校教育的阶段。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他认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落实在教育实践中，朱熹以儒学德育观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结合当时社会的特点和需要，并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期望，以一位大学者的身份，亲自编纂了大量的适合少儿阅读的启蒙读物，如《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和《弟子职》等童蒙教材。他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些光饰。他强调，所谓“学，大抵只是分别个善恶而去就之尔。” “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而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小学》成书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此书原封面就名为《武夷精舍小学之书》，是专为童生编写和刊印的教材，是一部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启蒙读物。书中贯穿了程颐的“养正于蒙”、朱熹的“作圣之基”的教育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的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方面的格言和故事，涵括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思想，以及传统的荣辱观教育等诸多方面。他希望将此“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以期达到“习与知长，化与心成”的目的。该书共六卷，分为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此书刊行之后，数百年来，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实行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 清代大儒张伯行说：“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通常认为，朱熹所创建的书院，均以招收“大学”阶段的生员为主，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但就在这两所著名的书院中，实际上也有招收童年弟子的实践。如魏应仲、吴浩、蔡杭、祝穆、祝癸、刘席、包恢等从学于朱熹时，均为七、八岁的童年弟子。他在以接受成人教育为主的书院中开设“幼儿班”，实际上是将其“作圣之基”的理论付之实践的一种尝试。当今许多有一定规模的大学，都有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等，可以到朱熹那儿去追溯源头。十五岁以后，则是实施“大学”教育的时期。他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按朱熹的观点，小学阶段是大学阶段的基础，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这些“事”，大学是穷究“事亲、事长”的这些“理”；“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小学以“涵养成就”为主，“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是以大学之道，特因小学已成之序，而以格物致知为始。” 这就是朱熹在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时，不提小学阶段的涵养而只从大学阶段的格物说起的原因。“古人小学养得小儿子诚敬善端发见了。然而大学等事，小儿子不会推将去，所以又入大学教之。”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家长都能成为子女的良师，还有人因为其它种种原因而失去求学的机会，这就使许多人缺了小学阶段的“诚敬善端发见”即德育涵养这一课，故朱熹慨叹“如今全失了小学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功夫”。 即在大学阶段回过头来补小学阶段的德育课，这就是他在上文所说的“成亦难矣”的主要原因。必须指出，《大学》并非只是人生“十五岁”入“大学”阶段以后的学习课本，而是人生必须终生服膺的道德学说。《大学》的“格物、致知”只是“大学之道”的起始，加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所谓“八目”才是完整的大学之道；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所谓三纲，则是大学之道的教育目的。明明德和止于至善都是从“明天理”的道德学说而言的，亲（朱熹认为，应读为“新”，革故鼎新之意）民，则是从受教对象而言。这里的“民”，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群众可能有所区别，但结合下文所说朱熹的社会教化实践来看，肯定不是仅仅限于“十五岁”以后进入“大学”的这一部分“大学生”。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是封建社会终身教育的经典教科书之一。 三、终身教育——社会教化在坚持道德教育应从童蒙阶段开始的前提下，朱熹还认为，道德教育同时也是终身教育。他把孔子的“行己有耻”的思想发展为“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 的道德理念，并将此理念贯彻到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一系列实践中。《小学》一书，本为少儿所编，因其中多为做人应终身遵循的道德理念，故在教学实践中，朱熹往往也把它作为补习教材，让那些在书院中就读的“大学生”们学习。即便如辅广、陈淳这样一批出色的弟子，初入学时，朱熹也曾对他们嘱咐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的样子。 表明朱熹的教育阶段论只是按常情从人的年龄段来划分，而做人的道理、道德理念却必须贯彻人的终身，并不因人的长幼而改变。凡是缺课的，即便是来书院就读“大学”的生员和成年人，也必须请他补上！在学习方法上，朱熹根据老少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他说：“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 对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应“无书不读”，博览群书，博观约取；对老年人来说，则应“择要用功”。做人的道理、道德理念必须贯彻人的终身，不分年龄段，这是“同”；而学习的方法则要因年龄的不同而改变，这是“异”，这是朱熹教育阶段论的辨证法。为匡救南宋社会世风日下的世道人心，朱熹十分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并将其列为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认识还贯彻到他在各地从政时，表现为他在各地所推行的敦励风俗的条例和乡规民约等社会教化的一系列措施之中。如在江西南康，在朱熹一到任即颁布的榜文中，就有推行社会教化的“敦风俗”。他指出，南康自古“民俗号称淳厚”，“在昔既有，今岂无之？患在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故他希望“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文中出现的“师帅”一词，“师”是老师，“帅”是地方长官，将此二者合为一体，表明朱熹将政府官员视为是成人终身教育和社会教化的理所当然的推行者，其一言一行，都应是民众效法的表率和良师。至于如何敦励风俗，朱熹主要着眼于挖掘南康的历史文化资源，表彰当地以忠孝节义道德风范闻名于后世的历史人物，以扭转当地百姓迷信佛教，子弟抛弃父母遁入空门的颓败民风。在《知南康牒文》中，他委命南康军学杨教授、毛司户全力负责，须逐一落实的事项有九项：寻访“康复帝室，勤劳忠顺”的晋太尉陶侃的遗迹；为“已登宰辅，优有武功”的晋太傅谢安立祠；为“隐遯高风”、“忠义大节”的晋陶渊明立祠等遗迹。将儒家典籍通俗化，用以敦励风俗，把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思想广泛播向民间，是朱熹在南康军推行教化的的治绩之一。他对南康军穷家子弟多出家，弃父母于不顾，有悖人伦的风俗极为反感，特撰《示俗》一文，广为公示。此文专门俗解《孝经·庶人章》，原文仅五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朱熹将“因地之利”解释为“依时及节耕种田土”；将“谨身”解释为“不作非违，不犯刑宪”即不作非法违法，触犯法律的事。总评为：“庶人，谓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顺。虽是父母不存，亦须如此，方能保守父母产业，不至破坏，乃为孝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最后几句尤为精彩。以上《孝经·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 朱熹在此以孝道来反佛，可谓击中要害；而以《孝经》来取代佛经，要求百姓广泛诵读，这就使儒家经典不再仅仅局限于书院、官学的课堂之内，而是广泛地、迅速地以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向民间传播，这在儒学传播史上，在古代终身教育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在浙东提举任上，朱熹的主要任务是救荒。而劝诫富户出钱出力也是其救荒的有力措施之一。他将此与敦励民风结合起来，在《劝立社仓榜》中，他鼓励富户“心存怛恻，惠及乡闾，出力输财”，认为此举有助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在漳州知府任上，面对“政由教化未明，风俗薄恶”的现实，为敦励民风，朱熹“到郡，即颁礼教”， 采取了约民以礼，政教并举，劝谕百姓，打击邪恶等一系列措施。北宋陈襄的《劝谕文》是一篇著名的以振兴社会道德教育，美厚社会民风，复兴礼义之俗的政论短文。全篇正文仅98字，提出了“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朱熹对此文极为赞赏，略加改动数字，加上原文注解，并作跋语加以“揭示”，改题为《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张榜公示，晓谕民众，希望“同保之人互相劝戒”，“保内如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当依条旌赏”；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与此同时，朱熹根据漳州民间流行的各种恶习，归纳出十条端正民风，劝民遵守的禁令，名《劝谕榜》。（同上）内容涉及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禁止奸盗、禁止赌博，不得传习魔教，禁止寺院男女昼夜混杂等等，目的就是为了“美厚”社会风俗。为了扩大影响，以利传播，他还将一些“有补于风教”的图书如《家仪》、《乡仪》等在漳州刻印出版。对朱熹在漳州教化，敦励民风的治绩，其门人陈淳有如下评价：“先生在临漳仅及一期，以南陬弊陋之俗，骤承道德正大之化，……平日习浮屠，为传经礼塔朝岳之会者，在在皆为之屏息。平日附鬼为妖，迎游于街衢，而抄掠于闾巷，亦皆相视敛戢，不敢辄举。良家子女从空门者，各闭精庐，或复人道之常。四境狗盗之民，亦望风奔遁，改复生业。”?輧?輯?訛朱熹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间不长，明教化是其治绩之一。其所颁布的《约束榜》中所列的48条禁令中，内容以整词讼、戢奸吏为主之外，其中与敦励民风有关的内容有，针对潭州军民赌博成风，公然设柜坊聚赌的恶习，他下令拆毁柜坊，并张榜公示：“禁止百姓及军人赌博，……如有前项违犯之人，……一例追断施行。” 四、结束语作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教育家，朱熹的终身教育理论和他的一系列推行教育、推行教化的实践，对我们今天施行终身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比如，他的童蒙养正的思想，他的道德教育应贯穿终身的思想，他在各地所采用的“约民以礼，政教并举”的融治政与教育为一体的推行教化的实践等等，剔除其中的封建因素，继承其合理而有益的一面，对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终身教育理论，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方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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