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变通科举的过程中,张之洞发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则“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这样下去“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张之洞认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于是,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联衔上奏,“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清廷同意此奏,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样,从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年)起,推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才得废止。 第四,鼓励留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力鼓吹留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他举日本为例,认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就在派遣留学生。他说:“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张之洞主张游学日本,他列举了去日本留学比去西方留学在四个方面上的优越性: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为中日两国处境相似、风俗相近,而且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易于中国仿行;中国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张之洞以留学日本为最佳和首要选择,陆续派遣湖北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实业、师范、法政等,使湖北成为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也是最多的省份。 为了达到既鼓励留学又严格控制学生思想的目的,张之洞先后拟订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一方面对于能“循理守法”的留学生,许以举人、进士出身,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对于所谓“妄发议论”的留学生,则加以训诫制裁。 张之洞重视兴学育才,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对晚清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开展的每一项重大改革,诸如变科举、改书院、兴学校、派留学、订学制、设学务大臣等,几乎都与他的奏呈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