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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制定的法家教育路线和政策，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的，为后来的秦王朝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他取消文化知识的传授，抹煞了学校和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是违反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一点是先秦法家教育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缺陷。韩非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还反对盲目崇拜古代典籍和脱离实际空谈的恶劣学风。他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劫弑臣》）。这就是说，要遵循思想和实际是否一致，来判断“是”还是“非”；要通过“参验”来审查言辞是否正确。韩非所说的“参”是比较的意思，“验”是证实的意思；就是说要在接触实际中，用比较对照的方法求得知识。他举例说：判断一把刀的利钝，不能光看颜色光泽，而是应当通过砍杀的检验。判断一个人的才干，也不能只看言谈辞令，而应该依据他的实际能力。韩非主张“参验” 的思想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的。韩非还十分重视在实际的斗争和锻炼中，培养和选拔人才。他强调: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显学》)，即宰相一定要从全国有治理政治经验的地方官吏中提升起来，猛将一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普通士兵中选拔出来。韩非继承和发扬了商鞅重视“耕战”教育的政策。他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五蠹》)。通过“耕”和“战”的实际斗争锻炼和培养人才，这是先秦法家普遍提倡的一条重要的教育途径。 韩非和其他历史上的进步人物一样，也有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法治”理论是为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他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少数“圣人”的创造，并认为：“民智，不可用”。这是无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认为，人的自私自利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从而掩盖了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也是错误的。但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前夕,他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提出一条进步的政治路线和一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教育观点，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