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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北辰，名亚林，字北辰，西历一九六五生，祖籍贵州遵义。一九八七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八年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一九九六年起，师从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并随蒋先生创办阳明精舍。二〇〇〇年辞去大学教职，投身儒家文化复兴事业，并在各地传道讲学。现任职务：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会长、深圳孔圣堂堂主。治学方向：公羊学、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儒商文化学、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及中国国情研究。 主要著作：专著《儒教要义》、《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儒教知识问答》。论文《中华文明的突围之路》、《论儒家社会主义》、《论夷夏之辩》、《论义利之辩》、《国民教育危机及其对治之道》、《儒家的贫富观》、《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儒教的二次突变与新儒教的使命》。 一 “夷夏之辩”是儒家(具体点讲是儒家公羊学)的重要思想。所谓夷夏之辩，就是要辩明夷与夏的不同。夷是指周边少数民族，即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夏是指诸夏，即中国。中国是礼仪文教之邦，四夷则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夷秋野蛮成性，时常侵挠中国，故儒家自圣王孔子以来无不重视“攘夷”、“治夷”。夷夏之辩正是儒家攘夷治夷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一思想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历代王朝处理文化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它闪耀着儒家政治智慧的光茫，透显着王道政治所独有的文化道德情怀。 夷夏之辩的根本原则是不能以夷变夏，所谓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2]。以中国为本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自性，反对用夷狄的文化来改变中国文化。因而，夷夏之辩说是典型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它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本位性与不可取代性。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这种文化本位主义思想是通过“尊王攘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这里的“尊王攘夷”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忠君”和“排外”，更不是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等级观念，而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思想和文化民族主义情怀。“《春秋》所谓尊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中国文化，因为王在《春秋》中负有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移风易俗的使命，因而王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3]，在儒家公羊学看来，文化高于民族，高于国家，亡文化甚于亡国。 在夷夏之辩的义法中，夷与夏的划分是相对的，并非绝对静止不变的。夷与夏可以进退，可以转化，夷狄有德者可进而为中国，诸夏无德者可退而为夷狄。“在公羊家眼中，夷狄与中国之间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4]，夷夏之辩的“辩”不仅有“辩明”“辩别”之意，同时还指涉一种文化交往，有“化育”之意，是高级文明形态向低级文明形态施加影响的最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非暴力的、和平的，其终级价值目标是以仁义道德和礼仪文教整合天下秩序。它不是种族偏见，更非种族歧视，它是一种文化评估，一种道德判断，是一种道德立场。在评判过程中，诸夏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作为《春秋》义法的夷夏之辩在前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思想的权威性受到了冲击和质疑。在解释上开始“说不通”，在操作上也“行不通”，此时之夷己非往昔的“四夷”可比，不仅红发碧眼，前所未有，其器物则更是闻所未闻，这一切都“辩”不明“说”不通，也“化”不了，以其枪炮之利更是未可轻“攘”。于是乎不知从何时起“夷”字变成了“洋”字。这一字之变演绎出了一百余年的是是非非与莫名其妙，这一字之变有如一个小小的蚁穴，让干百年来无数中国人构筑起来的夷夏大防的长堤最终分崩离析，这是有史以来年最小的变化(仅一字之变)却又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局”，夷夏之辩，由林则徐式的无知和高傲逐步演变成了李鸿章式的明智的屈辱，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那里，夷夏之辩的义法便成了“夜郎自大”“天朝心态”“封闭保守”“愚昧落后”而最终被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直至今日。百余年来，夷夏之辩这一义法饱受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痛击，默默地承受着国人的误会和曲解。 人们看来，夷夏之辨是唯我独尊的“华夏中心主义”，是文化夜郎主义的表现，是盲目排外，是闭关保守，总之，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是近代中化民族的屈辱之源。这是“五四”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谁要是谈夷夏之辨就难免“愚昧”之嫌，是要遭到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的嗤之以鼻的。至今为止，吮吸“五四”传统的精神乳汁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于仍然对夷夏之辨的义法深恶痛绝，要“彻底批判并坚决摒弃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判断模式”，要“树立文化世界主义意识”，“要冲破传统文化的牢笼”，这样才能“改造和振兴古老而衰弱的中华民族”，并认为这是“历史昭示于爱国者的路”[5]。按照这样的“五•四”逻辑，一个爱国者所要做的事就是反传统，就是抛弃自己的文化，践踏自己的文化，这里的所谓“世界主义意识”其实就是西化意识。于是乎，民族的振兴就等同于西化并等同于反传统。这种简单得近乎无知的思想经“五四”运动而广泛传播，误人误世贻害至深。时至今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对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的认知仍停留在这种简单的情绪化的判断之上，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价值立场上仍未能摆脱“五四”传统的巨大阴影并始终在更低的水准上延续着他们的话语。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界的悲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中西文明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都是往圣先贤们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岂能凭一时的热情和血气就随意“打倒”“抛弃”或“拿来”?两大文明的交汇融合，这是多么纷繁复杂的事情，哪里是几句口号和几场炒作式的“论争”就能解决的。孔家店不是想打就能打倒的，真要打倒了，中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了。西化也不是想“全盘”就能“全盘”的，这不过是一个幻觉和一句戏言罢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知为什么让那么多的饱学之士为之糊涂和低能。夷夏之辨的义法充满着政治文化智慧和历史智慧，不是一种简单而偏执的情绪和态度，它是一种言说的模式和解释框架，它凝聚着我们的文化始祖和先贤们卓越超凡的政治文化慧识，凝聚着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独到而透辟的见解。正是凭籍着它，两千年来我们把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外交问题、政治问题都处理得妥妥当当，合理合情；正是凭籍着它，才有了二千年的天朝礼仪之邦；也正是凭籍着它，才有了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包括日本、韩国及东南亚诸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人类文明交往中作为义法的夷夏之辨的确是功不可没的。至于“夜郎主义”之说、“闭关自守”之谈纯系别有用心的诋毁，是对夷夏之辨这一义法的无知和曲解。 那么，夷夏之辨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夷夏之辨是要辨明夷狄与诸夏之别，既要辨别就得有标准。因而，要了解夷夏之辨的实质就要从它辩别的标准着手。这个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候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6]。“夷夏的标准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具体说来，文明程度低，无礼仪文教者谓之夷狄，文明程度高，有礼仪文教者谓之诸夏”[7]。也就是说，文明与野蛮是夷夏之辩的基本标准，即夷夏之辩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要辩的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礼仪文教高于野蛮和原始，故而礼仪之邦有权治理和教化野蛮原始之邦，反之，原始野蛮之国则不能治理有礼仪文教之国。这种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的思想是符合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的，因而，这种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的合理性。由此可见夷夏之辩并没有种族意义上的偏见，但确实不乏文化等级制的因素，所以说夷夏之辩不是种族之辩而是文化之辩。 夷夏之辩是文明与野蛮之辩，那么，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标志又是什么呢?“文明”这个概念在传统中国指涉的是仁义道德和礼仪文教，在现代中国，“文明”一词的“所指”发生了变化，很多时候是专指具有西方现代色彩的事物，西方代表文明，而中国(包括整个非西方世界)则代表落后，传统中国“文明”与“野蛮”对举，现代中国“文明”与“落后”对举，因而过去的“文明”——礼仪文教在今天看来成了“愚昧”、“落后”，成了非文明，而用于殖民扩张和掠夺的坚船利炮则成了“文明”。孔子是“愚昧”和“落后”，基督成了“文明”。因此，我们必须分清楚，夷夏之辩的义法中所指的“文明”与今天之所谓“文明”是有区别的，在《春秋》中“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判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夷夏之辩的根本标准，“凡是合符仁义道德的《春秋》即中国之，凡是不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夷狄之[8]”。由此可见，夷夏之辨实为道德之辩。从这个意义上讲，夷夏之辩是超越地域超越疆界超越种族的，甚至超越文明形态超越时代，因而它不仅不是封闭的，恰恰相反，它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在儒家“仁义道德”的立场上来观照，现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社会达尔主义也在“野蛮”之列而非“文明”，根据《春秋》义法也应该“夷狄”之。 二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两大文明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交往，这种交往自始至终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主义压迫和掠夺而进行的，这是王道与霸道的遭遇，是君子与强盗的较量，是礼仪文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抗，其结果不言喻。挨打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力图自保，“故非图自保，必沦于万劫不复之境界[9]”保种保国保教之声此起彼伏。自此以后，中国的列车驶入了长逾百年的充满痛苦屈辱和矛盾的历史隧道。蒋庆先生把中国百年之祸目为“夷祸”，即以夷乱华之祸、以夷变夏之祸。以夷乱华是显性的，谁都能理解，“坚船利炮”、“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一切我们至今目为国耻。而以夷变夏之祸则是隐性的，由于它具有“救亡”的历史合理性，并且是一种外在压迫下的历史文化的“自决”，因而要对此进行理智的反思和再评价是较为困难的，尤其是当整个民族都仍然处在一种集体的情绪化状态的时候。 对于中国百年来以夷变夏的历史选择儒家民族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其相对有限的历史合理性，不承认其永恒绝对的价值合理性，这就是《春秋》“实与文不与”的书法条例，即在现实与理想的复杂关系中对历史进行“时中”评价的义法标准。由于国难当头，人们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考，加之“今日之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10]”，人们无从把握，为保国保种保教，有倡新学者、有言旧学者、有求西化者、有图卫道者，“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愈病新，新愈历旧”。以至“学者摇摇，中无所守，邪说暴行，横流天下[11]。”张之洞折衷新旧，综合本末的“中体西用”式的愿望终究难以实现。国人在挨打的屈辱中，在自强的意愿中，选择了“洋务——维新——新民——启蒙——革命——俄化”的弃旧图新自我“改造”之路。这是一条自强之路，但却也是一条君子变强盗之路，一条文化自虐之路，一条以夷变夏之路。正所谓“恢诡乱名，天下自扰，九洲内祸，恐先外侮”。这条以夷变夏之路让中华民族，让中国文化，让每一个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是保住了，但已非礼仪之邦，“种”也保住了，但已成了变种，因为保国保种是以毁教为前提的，没有了教，则种非其种，国亦非其国。今天的中国人最陌生的莫过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可笑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中国视为儒教国家，视儒家为洪水猛兽，这是对儒家和现实中国的最大误解和无知。如中国真是儒教国家，其必施礼仪教化，行王道政治，此乃西方之大幸，何惧之有?只可惜今日之中国非儒教之中国，乃西化之中国俄化之中国。视中国为“黄祸”大概是搞错了颜色，实为源自西方之“赤祸”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