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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来最大之祸非以夷乱华之祸乃以夷变夏之祸。以夷乱华之祸是亡国天下之祸，以夷变夏之祸是亡文化之祸。亡文化甚于亡国亡天下，百年来国人深受其害而不能自觉。对以夷变夏的恶果也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职是之故，笔者拟对以夷变夏的本质作一简单的剖析。 以夷变夏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反文化性。说它反文化，是因为在文化立场上它奉行的是文化自虐主义与文化取消主义。它对传统文化实行全盘否定，主张用西方现代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而这种全盘否定的思想与文化取消主义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一厢情愿，最终的结果是自己的丢了而别人的却“拿”不来，导致了中国百年来的文化空白化与恶质化。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进步学人出于一种所谓爱恨交织的情绪在要自强就要打倒孔子的简单逻辑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痛施杀手，形成了中国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反传统的传统”——“五•四”传统。就其本质而言，这种“五•四”传统就是以夷变夏的传统。这一传统与西方强势话语一起共同型构了中国的殖民意识形态，这种殖民意识形态及其变种——俄化意识形态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尊心。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被废除了，中国语言的神圣性被消解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被剥夺了，中国文化的源流被人为地截断。中国人不能再用自己的典雅语言进行创造和思维，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积淀不仅成不了人们思想文化创造的源泉，反而变成中国西化的障碍以及“发展”的绊脚石。今天的中国学人离开了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解释框架就不能思考和言说，陷入了一种“失思”“失语”的状态。这就是以夷变夏最为直接的恶果。以夷变夏的“五•四”传统企图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而又无法取代，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空白化与恶质化，因而，具有明显的反文化性。“五•四”文人自不待言，就连以“承接儒家慧命”自居的当代新儒家也毫不例外地堕入了殖民意识形态的泥潭之中。他们所秉持的也不是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在新儒家那里，儒家也成了研究的对象，成了被解释者而不是解释者，他们都是以西说中，以西说儒，西学是解释者而儒家是被解释者。按牟宗三先生的话讲不懂康德就不懂孔子，这便是典型的以西说儒。牟先生所开出的方向也正是这种以西说中以西说儒的治学方向。至于第三代新儒家，他们本身就是洋教授(如杜维明、刘述先)，其学也为“洋儒学”，因而他们也不能称为新儒家，应改称“洋儒家”。儒家内部尚且如此，其余的就可想而知了。以夷变夏其遗害之深为祸之巨，可见一斑。至于俄化改造运动对文化的破坏则简直就是斩草除根式的彻底铲除，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中国文化生态的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毁灭性灾难，文化的所有载体和象征符号(包括人脑甚至肉体)都无一例外地受到铲除。中国文化的记忆系统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文庙没有了，书院没有了，圣人的牌位没有了，古建筑没有了，庭院没有了，千年古树砍光了，士大夫的气节消失了，大家闺秀的风范已经忘记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就在由洋务——维新——新民——启蒙——革命——俄化以及世俗化的以夷变夏史中演变成了一个文化沙漠。在这个沙漠里，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瓦解了，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民族生命无所依持，民族丧失了自性，没有了凝聚的纽带，中国人变成了精神上的孤魂野鬼，就连李宏志这样的怪力乱神也可以兴风作浪入主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人心需要安立，孔子不出山，李宏志就出山；正道不行，邪魔歪道便会猖獗。由此可见，以夷变夏的反文化性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是多么巨大! 以夷变夏的本质之二是它的反民族性。民族是在共同的地域及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人的共同体。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一个民族就是因为它具有相对于别的民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自性。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自性它也就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存在意义。中华民族始终是与华夏大地，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是民族最重要的标志，如果抽空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内涵，则中华民族便不再是“中华”民族。民族与文化是一个有机体，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反民族的文化就是反民族本身，对民族文化的否定就是对民族的否定，抽掉民族的文化就等于抽掉了民族的自性，抽掉了中华民族存在的独立价值。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也没有无民族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特定民族的文化，所有的民族都是特定文化的民族。不存在普世的文化，只存在普世的公器。以夷变夏的“五•四”传统精神主张全面的反传统文化，主张用西方现代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其本质就是要用西方民族的自性取代中华民族的自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民族的倾向。这种文化取消主义将把中华民族塑造成为一个不中不洋，非驴非马的怪物。由此可见，百年来中国的以夷变夏之路实质上是一条中华民族的异化之路。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中华民族便会逐步丧失自性，变成一个名不符实的民族，一个没有历史文化内涵的纯利益的共同体。那将是我们民族的莫大的悲剧。这就是在“救亡”的合理的外衣下，在“启蒙”的迷惑人的大旗下的以夷变夏的“五•四”传统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中华民族的灾难性后果。 以夷变夏的本质之三是它的反道德性。“五•四”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对礼教的批判和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解剖方面。中国是礼仪文教之邦，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礼乐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尚礼的民族。礼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秩序的规范力量。与现代西方的社会秩序规范力量“法”不一样，“法”的根本精神是平等，而礼的根本精神是别异。礼教是人格之教，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所陶冶出来的人格是光辉的，是美好的。君子的风范、士大夫的气节、大家闺秀的魅力都无不令人倾倒，就更不用说圣贤的气象。对这种美好的制度用“吃人”二字以喻之，这是对礼乐文明的简单粗暴的否定。尤其是在礼崩乐坏以后，在礼教制度被毁坏以后，人们对礼教的认识一代比一代陌生，于是乎《狂人日记》对礼教的判决就成了历史文化法庭上的定案。如果说“五•四”人物对传统礼教的抨击有失公允的话。那么，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则更是失之偏颇，且难逃曲意丑化之嫌。中国有阿Q，但也多有舍生取义之士；中国有孔乙己，但也有陈寅恪。这种对国民性的负面进行刻意的放大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民性”。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一脉相承，与俄化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同出一辙。“五•四”人物大都持进化论观点，他们对国民性的改造也是本着进化论的思想，要把中国人变成“狼”，变成“野猪”、“野牛”，认为人还是“多一点野性的好”(鲁迅语)。一句话，就是要把君子和士大夫变成强盗，把礼仪文教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相敬如宾的人际关系变成互相撕咬的关系，把悠扬的田园牧歌变成血淋淋的角斗场上的惨叫。由此可见，“五•四”传统以夷变夏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要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崇尚仁义道德的儒家礼仪文教，用野性——西方人的野性取代中国人的德性，用西方人的霸道取代中国人的王道。因而，这种以夷变夏的传统和思想具有强烈的反道德的倾向。 三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面对坚船利炮及完备的现代政法制度，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传统夷夏之辩的义法失去了解释的权威性。面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支撑的霸道强势，夷夏之辩的义法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感就显得乏力和“可笑”，颇有点“夜郎”味道。因此，在经过第三世界式启蒙的“五•四”知识分子眼里，夷夏之辩就等同于愚昧无知，等同于顽固保守，等同于夜郎自大，它所秉持的文化本位立场更是中国全盘西化最大的障碍。故而一切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对夷夏之辩一向是深恶痛绝的。面对这种定论式的历史文化态度，面对我们民族的集体思维定势，要重申夷夏之辩的《春秋》义法，的确并非易事，这需要相当大的气魄，需要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同时，今天重申夷夏之辩还不能对传统义法的原有历史文化内涵进行简单平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是中西两大文明的全面交汇，因而在重申夷夏之辩的同时必须为这一义法注入新的内容，要赋予它新的意义。那么，在西方现代文化浩浩荡荡席卷全球的今天，在“发展”己成为全世界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的今天，夷夏之辩究竟要“辩”什么?重申夷夏之辩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辩明“今夷”与“古夷”之别。 在传统夷夏这辩的义法中，“夷”所指的是周边少数民族，即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是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国人眼中的外族与异族文化，那时的四夷与中国相比较，其文明程度是有较大差异的，他们尚处于一种游牧和原始部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诸夏的文化优越感及其可以夏变夷，不可以夷变夏的文化立场具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的合理性。礼仪文教高于原始野蛮，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然而“今夷”却非往昔之四夷可比，他们是经过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洗礼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较完备的社会政法制度，这种金发碧眼之夷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交往之初，以传统四夷等而视之，的确带有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蒙昧性，这种蒙昧性主要源于一种“无知”，这种“无知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再正常不过的。其实，这种“无知”，不惟中国，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在“挨打”之后，中国人开始惊叹西方之长技，开始认识到西夷的不可小视，于是，天朝上国的心态和夷夏之辩的文化本位立场开始动摇，以礼仪文教为表征的中国文化面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文化开始表现出一种暴力意义的软弱。于是‘‘夷’’字变成了“洋”字，这一字之变表现了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化态度的根本性转变，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地位的肯认。但这种强势是一种霸道的强势，这种肯认也是一种在暴力压迫下的不得已的肯认，正是在这种肯认的基础上中国走上了一条由“师夷”到“变于夷”的以夷变夏之路。因此，今天重申夷夏之辩有着为传统夷夏之辩不曾有过的复杂的内容和更为深远的意义。今夷不同于古夷，传统夷夏之辩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文化之辩，而今天的夷夏之辩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形态之辩，是中西文化之辩，是传统与现代性之辩。今天重申夷夏之辩，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中西文化的交往，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建确立一个根本性的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