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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别号泾阳先生。无锡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因直言削籍。为学主张“以世为体”，治学经世，留心时政。学术上推崇程朱，又认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其意最为精密”，但不满意“其揭无善无恶四字为性宗”，认为此实源于佛学。主性善，“语本性，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遗世著作主要收集在《顾端文公遗书》中。 东林书院原是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的学生杨时讲学的地方。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罢官归里，就其地建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无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清(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而建道祠以祀之。元至正间，废为僧庐。明邵宝欲复兴未果。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高攀龙的《<东林会约>序》也有相同的说明。 明代中叶以后，王守仁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核心的心学，逐渐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虽其初意对僵化的程朱理学有所矫正，对社会有着思想解放的作用，但到了王学末流，则放诞无所归宿，任性自适，不务实学。东林诸子的兴起即是对王学末流的反动。他们的思想基本属于程朱，又不完全拘守于程朱，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提倡气节，讲求实学，一扫王学末流任心自适的陋习，对当时影响很大。 东林诸子不仅在学术宗旨上主张关心时政、切中时弊，而且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扩大了学派的社会影响，也招致了一些当权者和王学拥护者的忌恨。《明史·顾宪成传》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题写的著名楹联，也正反映了东林诸子的这种学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诸子特别重视气节，培养不畏权奸。刚直不阿的精神。顾宪成、高攀龙等主持书院或在书院讲学的人都身体力行，堪为学者楷模。他们讲学，使“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力归。”东林书院由此曾培养出一批不畏权势、刚正廉洁的人物，如杨涟、左光斗等，明末不少忠难死节的人物，如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宗周、黄道周、吴麟征、马世奇等，都出自东林书院。这些都是《东林会约》讲学精神的现实基础和直接表现。 《东林会约》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所制定的章程。高攀龙在“序”中说：“先生复为约，指示一时从游者修持之要。”这个“约”由其弟允成参修，“后学门人”高攀龙、刘元珍、史孟麟、安希范四人合订为一卷，收入《顾端文公遗书》中。《东林会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欲持程朱以矫王学流弊。它阐述了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规定了书院讲学的制度、程序、方法等，集中地反映了东林书院的讲学精神和东林诸子的为学宗旨。《东林会约》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规》为基础，除以“五教”、“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为基本规约外，再由顾宪成增修“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及具体规章制度而成，其主旨是要书院师生继承杨时的学术精神。上承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师，以纠正王学末流的陋习。《东林书院志》说：“泾阳先生爱作会约，以谂同志，而景逸先生(高攀龙)为之序。首列孔颜曾思孟，明宗统也；次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申之以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卫道救时，周详恳到。其间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泉证道之失，尤见一时障川回澜之力。” 东林的讲会，是东林诸子研究学术，进行舆论宣传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他们复建东林书院，以此为基地，招集士绅讲学。“每月集吴越之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苏吴地区的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和政治上受排，挤的中下层官吏，以及其他有密切联系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即率先提倡并研究西洋实用科学的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也常到东林书院讲学，开阔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视野。主、听讲的人大多是这一类謇谔人物，他们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而借讲会“广联同志”，壮大阵营。 《东林会约》述“今兹之会，近则邑之衿绅集焉，远则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所联属多矣。”也有不少学者，慕东林之名，走数千里来参加会讲的；也有闻诸学者在无锡讲学论道而不远千里，“泛舟问学”的。 《东林会约》对讲会的程式作了具体规定，其基本内容是：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小会在每月九、十、十一三日。大会之首日诣圣像前行礼，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每会由主讲人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每会设茶点，不布席。各郡各县同志，临会午、晚饭四人一席；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 宗统先师人物本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是在师生心目中树立“先师”、“先圣”、“先贤”的模范形象，以培养知礼义，明廉耻的思想品质及其标准；二是标明本书院的学术方向和学旨。《东林会约》所宗统的都是儒家思孟学派的道统人物，是程朱以来所祖述的先师及其学旨。《会约》说：“孔子万世斯文之主，凡言学者必宗焉。善学孔子，则颜曾思孟其选也。”所列学旨，孔子则“一贯之道”，颜子则好学、乐学之意，曾子则“大学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纲，子思则“中庸”之道，孟子则“道性善”之旨。全是理学程朱学派所坚持的“精义”。此外，东林书院还特重视宗统杨时及其后学。《会约》指出杨时的学术地位：“先生上承濂洛，下启考亭四先生之精神，又与四先生相始终”。是程朱学派承上启下的人物，并立有杨时及其后学和无锡学者从祠者数十人，用以激励后学继承遗教，保持和发扬这一学派的传统学风。为此《东林会约》还规定了对他们的祭祀仪式：每年正月上甲日举行“释菜”礼，每年春、秋两季仲月仲丁日行“释奠”礼，用以进行书院的传统教育。 《白鹿洞规》是《东林会约》的基本骨架，有“定法程”的作用，是东林书院的基本教育纲领，它概括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也是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实施的共同准则，不论官学还是私学，都以此为程式。《会约》道：“古之立教者，……初无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纲大纪，自圣人至于初学，俱有不能越者，亦未尝无定法也。稽古昔生民揆典则秩彝训，约而有章，详而有体，其惟朱子白鹿洞规乎。”朱子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东林之会推是相与讲明而服行之”。在此基础上，顾宪成拟订了“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则是发扬程朱理学精神，针对王学末流而发的。 所谓“四要”：第一要“知本”。“知本”就是“尽性”。顾宪成说：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学以尽性也。尽性必自识性始。性不识，难以语尽；性不尽，难以语学。”而这个“性”正是日用伦常的“之所以”；“乃其所以亲，所以义、所以别、所以序、所以信”；是人的道德修养的内在根据与可能性：“乃其所为学、所为问、所为思、所为辨、所为行”。认识了这个内在的本性，人就能达到主体价值的自觉，就能通过“修身”做到“言自能忠信”、“行自能笃敬”、“忿自能惩”、“欲自能窒”、“善自能迁”、“过自能改”。“性”的根本价值取向即在于说明人的教育的内在根据，脱离了教育和修为的“性”是没有价值的。这正是为矫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以来王学末流以无善无恶为性，以不学不虑为学的流弊而来的。王阳明天泉证道曰“无善无恶心之体”。《会约》针对这一学旨指出：“性一而己矣，不闻有异同之说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无善无不善，而一者始歧而二矣。此孔子以后之变局也。今之言曰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之后之变局也。或于同中生异，或于异中强同，波淫邪遁皆从此起，不可不察也。”按这种无善无恶为性，往往就会“以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视”，走到极处就是否定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定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第二要“立志”。“立春云何？夫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人一生之精神之所结聚也，是人之一生之事业之所根柢也。”“立志”的核心即在“自立”，自己提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要立志为圣贤，立志为圣贤就可以为圣贤。其实质是要求主体的价值自觉。第三，要“尊经”，以“六经”、“四书”为“常道”。避免异端曲说的纷纷籍籍的干扰。第四要“审几”。“几者，动之微，诚伪之所由分也”。“审几”即反省为学讲论的根本动机是诚心还是虚伪；是求立身要义，还是“树标志、张门面”；是讲求实学，还是徒慕虚名、应故事。这“四要”可说是东林讲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所谓“二惑”，一是有的人认为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二是有人认为“学顾力行”就可以了，讲学是多余的，用不着。顾宪成认为以此两点理由反对讲学就是“二惑”，应当加以破除。他说：“此其不必惑者也。”这是因为讲学所讲的都是人伦道德，待人处事“日用常行须臾所不可离之事”，不为“迂阔”；而这些东西又都是“夫妇之所共知，之所共能”的，不为“高远”；如果这些东西不讲，那又“行”什么呢？“行”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所讲即所行，所行即所讲，讲行统一，学用一致，就不为多余。所以“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协而破之，是在吾党”。这可说是主要涉及到教育的必要性问题。 所谓“九益”，就是为学讲论的几大好处，也可说是顾宪成所概括的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的认识。第一，讲学“专以德义相切磨”，从而能希贤希圣，进到人的最高价值领域，成为圣贤。第二，四方宿学硕儒齐集，正是宣传治道、教化百姓的好时机。不论地位高低，男女老少都要来听讲。第三，会讲时“耳目一新，精神自策，默默相对，万虑俱澄，”是修心养性的重要方式。第四，当会之时，“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渐摩之熟，气体为移，肺肝为易，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而尽。”第五，四方学者，不远万里寻师觅友，济济一堂，互相切磋，声应气求，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第六，一人的见闻有限，众人的见闻无穷。会讲可以使人广见博闻；个人钻研累月累日，旁搜六合，逖求千古而不得，一旦举而质诸大众之中，便相悦以解。第七，一日之中，可以“追按其既往”，“顶筹其将来”，起旧图新。第八，使人感到教育的责任和力量，其责我也周，其望我也厚，爱我也至，而不敢妄自菲薄，聊自姑息。第九，“会以明学，会以明道”。把“明学”、“明道”作为求学的根本宗旨。从根本出枝叶，从“明道”出立言、立功、立节。此九者“皆致益之道也，” 所谓“九损”，是讲学中常犯的九种错误，提醒学者加以警惕，竭力避免。这更多地涉及到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者的学行风范的问题。第一，比昵玩狎，鄙也；第二，同党伐异，僻也；第三，假公济私，賊也，第四，评论是非，浮也；第五，谈论琐怪，妄也，第六，文过饰非，估也；第七，多言人过，悻也；第八，执事争辩，满也；第九，道听途说，莽也。此九者“皆致损之道也。” 从《东林会约》来看，体现了东林诸子讲学的如下特色： （1）程朱理学精神是讲学的基本精神。孔、颜、曾、思、孟，正是程朱祖述的宗师道统；《白鹿洞规》所规定的“法程”也正是程朱的“下学上达”的工夫，与王学的一超“顿悟”的简易工夫截然不同；而“四要”、“九益”正是程朱论学精神的发挥和具体化，“二惑”、“九损”却是王学末流的流弊。 （2）定期召开学术讨沦会，保证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讨论会有正题讲座，讲《四书》、《五经》，大家“虚怀以听”；又有即席讲论；既有宣讲，又有辩难和商讨。 （3）讲会过程中，经常和以歌诗，使之“涤荡凝滞，开发性灵”，活跃思想。有时还请蒙学中的蒙童到会代歌。其作用可以振作精神，活跃会场气氛，启发学习的兴趣。所歌之诗，都有具体规定，主要是前代理学大师阐述理学情趣及修养方法的作品。如杨龟山《东林道土漫步》，王阳明《咏良知》、《月夜与诸生歌于天泉桥》、陈白沙《夜坐》、《独速》等。 （4）讲会的学术思想比较民主、活跃。既论学，又论政。这种自由讲学的民主学风，突破了当时束缚士人思想的八股学风，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而不是为“科名”；若“所希者科名，”则“非徒也，”那就是“失其为学之本”，丢掉了“设学之初意”。 （5）特别重视“群学”，主张学问须“质诸大众之中”东林书院的讲会，通过演讲、讨论、质疑辩难，可使“累岁月而不得”解决的问题得以“相悦以解”。这就说明“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自古以来的所谓“圣贤”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从“众人”中学习而来的，是习一乡、一国之“善士”讲学，“收而为吾之善”。所谓“圣贤”，如果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的话，不过是通过“善学”好问，把“众人”的智慧集中于他一人而已，因而又证明了“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圣贤”的学问不过是“众人”学问的集大成。所以“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学问须大家帮扶，相推相引，相渐相摩，才可日进而高明光大。这种从“群学”教育思想出发的“圣贤”与“众人”的观点，具有积极、进步的民主意识，从理论上打破了天生“圣贤”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的虚诞，把“圣贤”与“众人”统一了起来。从认识的过程来说，不限于个人的认识，而主张“众智”，是具有一定的真理因素的。这也是《东林会约》的讲学精神的价值所在。（冯晓林）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