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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是我国元、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课本，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宋末元初的大学者王应麟。夏之翰在为王应麟所著《小学绀珠》作的序中说：“吾就塾时读三言之文（按指《三字经》），不知谁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按指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赅也。”夏之翰为清初雍正时人，这是关于王为《三字经》作者的最早文字记载。明末人屈大均则有不同说法。他在《广东新语》中说：“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三字经》为隐居后作。”清代也有人提出《三字经》的作者不该是王应麟。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话，同王应麟所著《困学纪闻》中尊蜀抑魏立场不符。 也有人根据《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行文不严密，同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情形不合。 这样，《三字经》的作者就发生了问题，一说王应麟作，一说区适子作，还有明人黎贞作之说等。然而有清以来至今，多数人坚持王作之说，坊间出版的《三字经》也都署名王应麟著。 或称王应麟为大学者，知名度高，因此后人传说王为《三字经》作者。其实，我国有大学者为儿童写作蒙学教材的好传统。李斯撰有《苍颉》，司马相如著《凡将篇》，扬雄、班固作《训纂篇》及其续篇，蔡邕作《劝学》，周兴嗣次韵《千宇文》，朱熹编《小学》，可谓代不乏人。考察王应麟著作，可知他对蒙学教材的注释和研究是下过大功夫的，著有《蒙训》70卷，《小学讽詠》4卷，为《急就篇》作过补注。他还亲自编写了《姓氏急就篇》、《小学绀珠》等蒙学教材。在他编的著名类书《玉海》中，也辑有蒙学方面的内容。王应麟字伯厚，举进士后发愤读书，誓为通儒，又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官至吏部尚书兼给事中。然而生于南宋末年，朝政混乱，受贾似道排挤，政治上难有建树，学术方面却有很高成就。王应麟曾担任过扬州教授、沂靖惠王府教授和皇帝侍讲，有过教书经历。这或许同他热心蒙学教材的研究及著述有关。总之，王著《三字经》是有可能的。有清以来至今，多数人认为《三字经》为王所著；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只是《宋史》王应麟传所列王的众多著作中，未见有《三宇经》；也没有更多材料，排除区适子作之说。或许区著有另一本《三字经》未能传世，亦未可知。又近人发现南宋人陈淳用三言写成的《启蒙初诵》，开头是：“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象是《三字经》的先河。或许《启蒙初诵》后来经王应麟改订，从此用《三字经》之名流传开来。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三字经》著作的时间，必为南宋灭亡。元朝统治初期，当无疑问。这就排除了明人作《三字经》之说。《三字经》中有“小学终，至四书”句。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为“四书”，始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则《三字经》不会成书于淳熙之前。又，《三字经》叙历史世系云：“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宋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至南宋帝昺终于崖州，恰为十八传。元先后灭掉西夏、金和南宋，方使“南北混”中国重新统一。然而言“南北混”而只字不提元朝，由些可以推知《三字经》为元初宋遗民所作，他们不愿奉元称号。王应麟卒于元开国后二十年(公元1269年)，区适子入元也抗节不仕。王或区著《三字经》当在宋亡以后。 南宋人项安世所著《项氏家说》提到《三字训》一书：“大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项为宋孝宗淳熙时进士。根据以上所论，《三字经》编于元初，则项氏提及的《三字训》并非《三字经》。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 ，纯属推测。因为《三字训》今已不传。但是我们可以说、《三字经》确实继承了历史上编写蒙学教材的好传统，集中了从《急就篇》、《千字文》到《三字训》的所有优点，因此一经编出，即盛行起来，历元、明、清三代，久盛不衰。不但成为蒙学集中识字的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旧时评论《三字经》，都指出它在广见闻，向儿童普及各种知识方面的优点。明人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 清人紫巢氏称《三字经》为“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于民国时重订《三字经》，其“题辞”也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可以说《三字经》既是最基本的蒙学识字教材，也是一部初等的百科全书。全书1100余字 ，除有重复外、生字大约800余，大致包含五部分内容。 开篇为“人之初，性本善”，然后说教和学的重要性。从性善论出发论述教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和逻辑。它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三字经》里有些话说得十分深刻，确实能打动人心，因而成了广泛传诵的格言，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如：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第二部分，介绍儿童须知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基本的数目和名物知识。这是根据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的要求(《三字经》作者将其概括为“首孝悌，次见闻”)，对儿童进行德智两方面的启蒙教育。在德育方面，主要讲封建的“三纲”、“五常”、“九族”、“十义”，今日儿童教育自不可取。但是象“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司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等话，今天仍有批判继承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拘泥子“温席”、“让梨”的具体情节，也抛弃旧时礼仪的等级内容，而是吸收其中积极的意义，加强对儿童的礼貌和行为规范教育，以及亲爱他人的教育，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在智育方面，这部分里介绍了一、十、百、千、万数目，及“三才”、“三光”、“四季”，“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等各方面知识。 第二部分内容很杂，但作者能分门别类，以数字概括出某一方面的内容，极便于儿童记忆背诵。而且内容浅近，文字通俗，切合儿童启蒙需要，适应初入学儿童智力发展水平。如：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流行于汉魏南北朝的蒙学教材《急就篇》在介绍名物时往往不惜大量罗列，未能顾及儿童学习能力；后来流行的《千字文》避免了大量罗列的毛病，又出现了介绍名物不够完整、集中的问题。例如关于家畜只说到“驴骡犊特，骇跃超骧”，文字优美，内容却显不足。而《三字经》则把”马牛羊，鸡犬豕”概括为“六畜”介绍给儿童，比《千字文》实在，也便于儿童掌握。 第三部分，提出蒙学教学内容和要求，介绍“四书”、“六经”、“五子”。这部分内容，其他的蒙学教材是没有的。它提出分阶段读书的目标和要求，起着动员儿童努力读书学习的作用。它介绍古代学者及其著作，对于普及文化典籍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部分，讲述历史，主要介绍历史上的朝代兴替和帝王世系。这部分内容约占《三字经》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刊本又几次补进了近现代内容。我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学习历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按照古代学校课程安排，读史是大学的任务，在蒙学阶段(小学)，根据儿童接受能力，不要求学生去读史、汉、纲鉴等历史著作；但不是说蒙学里就不要向儿童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了。相反，从《三字经》的内容看，儿童初入学就在对他们进行最基本的历史教育了。《三字经》也起过向社会上广大群众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这一教育的经验和传统，很值得我们吸取。 最后的部分，讲了历史上一连串的奋发勤学、取得成就的人物故事，勉励儿童努力学习，做一个有为的人。虽然其指导思想是“学而优则仕”、“显亲扬名”、“光前裕后”一套封建主义的人生哲学；可是所讲的故事多是有启发性的，不无鼓舞儿童奋发向上的作用，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成为我国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 昔仲尼，师项橐。 古圣贤，尚勤学。…… 披蒲编，削竹筒， 彼无书，且知勉。 头悬梁，锥刺股， 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萤，如映雪， 家虽贫，学不缀。 如负薪，如挂角， 身虽劳，犹苦卓。…… 犬守夜，鸡司晨， 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 幼而学，壮而行。 从以上五个部分的内容看，《三字经》既是蒙学里集中识字的课本，又担负了向儿童进行知识和思想教育的任务。从知识和思想教育来说，知识教学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思想教育内容，除了进行儒家一般的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的宣传外，主要是进行勤勉读书、学习做人的教育，同本书识字和知识教育的任务结合紧密，适合初入蒙学儿童的特点。宋代理学盛行，南宋理宗以后，理学被奉为官方正统思想，朱熹被捧了出来。纵观《三字经》全书，无一语搀入理学性命天理，主敬灭欲的说教，显得比较亲切，这是难能可贵的。把识字教育同知识、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是我国编写蒙学教材的好传统。《三字经》将三者揉合得更为紧密，比较切合儿童程度，胜过以前的《急就篇》和《千字文》。 从语言方面说，古代蒙书里，《弟子职》是四言，《急就篇》有一部分是三言、四言，主体部分是七言，《千字文》、《蒙求》等都是四言。《三字经》全用三言，更便于儿童朗读背诵，这可以说是一个创造。它继承了古代蒙学教材应用整齐韵语的传统，又有所突破和创造，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只用三言，又要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很容易露出牵强硬凑的痕迹，或者写的艰深难读，或者贫乏呆板。《三字经》基本上避免了这些很可能产生的缺陷。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说：“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语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的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来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举例来说，有些是三个字成句的，……有些是六个字成句的，……也有些是十二字成句的，……从词语的组织来看，几种基本结构，如动宾、偏正、联合，都多次用到；基本的虚词，如‘之’‘乎’‘者’‘以’‘而’‘则’‘于’‘且’‘虽’‘既’‘苟’‘所’都反复出现。” 总之，无论就内容论，或就语言论，《三字经》的编写都是十分高明的。它继承传统，又后来居上，成了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因此，这本《三字经》一编写出来，很快就流行开来，从元明到清末民初，一直广泛流传，有各种注释本，有配以图画印刷精美的版本，还有供兄弟民族儿童使用的满汉对照本、蒙汉对照本。《三字经》的写法也被移植到其他领域，于是有各类《三字经》出版，如《时务三字经》、《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等等。过去一些布告、广告，为求推广，也有采取三言一句的。 元初编就的这本《三字经》在流行过程中，不断有人对其内容加以修改，涌现过不少的改写本。如明末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光绪间焦轩氏著，王晋之、张谐之重订的《广三字经》，以及后来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等。这些改编本都未能长久推行。在社会上一直流传的还是原本《三字经》，不过其历史部分还是先后几次补进了近现代的内容。古代蒙学教材这种相对稳定的性质，有利于提高其权威性和社会信任感，推动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作于1928年。当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很是时髦，也影响到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章在《重订三字经·题辞》中说：“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又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这些话反映出章对当时新式教科书一味赶时髦，搬洋书，丢却民族特色的忧虑心情，提出继承传统蒙学教材优良传统问题。虽然话里也流露出怀旧的情绪；另外他在保留旧本《三字经》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融进现代科学知识所做的“重订”工作，确实也表现了不能与封建思想划清界限的问题；但是不应简单斥之为“复旧’，加上“同新文化运动对抗”的帽子。对其“重订”工作所做的努力，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对《三字经》等古代蒙学教材，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其封建性糟粕，细心剥取其合理的内容，研究其编写上的优点，以为我们工作的借鉴。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最后说一下“三、百、千”三本书配套的问题。 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宋代以前的蒙学教材以识字为主，同时结合课文进行知识和思想教育。宋代以后，蒙学教材向分类编写方向发展。在以识字为主的教材方面，形成了“三、百、千”配合成套使用的模式。 如果单说蒙学识字教材的发展，则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最早的是《史籀篇》，据说是“周时史官教童书也。” 以后秦汉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文字多取自《史籀篇》，又有所订正和补充，可说是《史籀篇》的发展。以上是以《史籀篇》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以教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方面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唐以后《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先后流传开来，并形成“三、百、千”配合成套，用为蒙学集中识字阶段之通用教材。 “三、百、千”成书于不同时期。最早的是《千字文》，南朝齐梁时人周兴嗣编。其后是宋初无名氏编的《百家姓》。《三字经》晚出，一般认为是元初王应麟所作。这三本书一经编出即流行开来，而且经久不衰。不但用做蒙学识字课本，而且受到社会普遍欢迎，达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程度。“三、百、千”继承了古代蒙学教材的优良传统，发扬前代编写儿童识字课本的优点，并在新的条件下有所发展。首先，在坚持以识字为主，结合进行知识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编写方针方面：在识字要求上，注意筛选出常用字，删去古代字书中生僻难认的字；在介绍知识上，从宏观宇宙现象，到自然、社会、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知识无不分类介绍，但是不搞名词排队，注意把最基本的知识或实用知识介绍给儿童，尤其是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介绍我国历史沿革，是过去的教材所没有的；在思想品德教育上，比较过去的教材大大加强，但是避免用艰深的大道理说教，多采用人物故事，格言等儿童易接受的形式。其次，在语言方面：发扬古代蒙养教材整齐押韵的优点，并有所前进。例如，进一步通俗化、形象化；注重文采，给人以美感；全书用四言或三言韵语写成，比古代字书语句更短(《史籀篇》今不存。由其发展面来的汉《苍颉篇》今亦不存，但在新疆曾发现《苍颉篇》残简，为四言韵语。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而且句式变化多样，新鲜活泼。第三，在篇幅方面：短小精悍。《千字文》1000字，《三字经》1000字多一点，《百家姓》仅400余字；较之《急就篇》的2000字(传今的本子2，144字，根据考证最后的128字是东汉人补加上的，则原本为2，016字)，减少了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篇幅短小，便于卒读，初学者容易保持学习积极性。总之，“三、百、千”三本书，适应社会需要和群众文化需求，比较符合儿童年龄心理特点，和启蒙识字的要求。这是它们广泛流传、盛行不衰的根本原因。 如上所述，《急就篇》曾是汉中叶以后广泛采用的蒙学识字教材。但是，“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千字文》出，代替了《急就篇》的地位。但是，后来出现的《百家姓》、《三字经》并未取《千字文》而代之，《千字文》也没有以“老资格”的身份把《百家姓》、《三字经》压制下去；倒是“三、百、千”相互配合，形成一系列蒙学识字的通用教材，三本书相辅相成，在更加广大的范围内流布。这种状况自元以降，沿续到清末民初。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上述“三、百、千”三本书所共有的性质和优点之外，还因为这三本书各有自己的特长和情趣。它们配合在一起，相互取长补短，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有益于儿童丰富知识和思想。《千字文》不及《三字经》通俗，然而巧于编排，义理和文采甚丰，被称为“绝妙文章”；《百家姓》除姓氏外，不包含其他意义，然而方便实用，符合人民重视姓氏的共同心理；《三字经》介绍名物和历史知识，以及众多勤学人物，言简意賅，概括性强，无异一初等百科全书。明人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可说是一言破的。 还有蒙学识字教学特点和目标方面的原因。我国蒙学(小学)于儿童初入学时，集中一段时间教以识字，然后再进入阅读、讲解阶段。最初的集中识字阶段，只求儿童能认得字、背得全文，并不要求讲得出课文意义。实际上课文中一些浅近的内容，儿童尚能理解，而象“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内容，儿童是绝不会懂得的。但是，由于儿童把课文背得烂熟，达到耄耋不忘的程度，他们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将逐渐理解这些烂熟于心的课文，并反复加以体味。因此，“三、百、千”中象《百家姓》并不需要儿童作什么理解，只要知道所读的是姓就行了；《三字经》比较浅近通俗，儿童在学认字的过程中，对其内容会懂得更多一些，但也不会全都懂得，而《千字文》，由于富于文采、更雅一些，实际上儿童理解不了多少内容，可是这并不妨碍识字教学阶段的任务。 前人从教学实践中逐渐总结出集中识字阶段的目标，以两千字左右为宜。太少，不能从事一般的阅读。太多，在较少的集中时间里、如一次冬学顶多两次冬学时间里学不完，即使勉强学完了，儿童却难记得住；旷日持久，又会影响学习的积极性。由此可知，光是一本《千字文》的生字是不够的，需要补充。《千字文》同《百家姓》、《三字经》合起来，生字恰好是两千左右。三本书的总字数为2612(原本《三字经》1140字，加上《千字文》的千字和《百家姓》的472字，共计2612字。若按《三字经》清代通行本的1248字计算，加上另两本书的千字和472字，则总字数为2720)，听习生字尚有一定的重复率。而且“三、百、千”每本书篇幅不大，儿童可以学完一本再学一本，保持新奇感觉和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认为这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配合成套，做为集中识字阶段通用教材的直接原因。久而久之、社会上出现了“三、百、千”这一略语。使用“三、百、千”教材，成了蒙学识字教学的模式。 明清时期，还有“三、百、千、千”的说法。清末刘鹗所著《老残游记》第七回上，书店掌柜的话：“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真实地反映了那时蒙学教育情况。所谓“三、百、千、千”，是“三、百、千”加上刘克庄、王相所编的《千家诗》。 唐宋以来，蒙学的教学，在完成最初的集中识字阶段任务以后，就逐渐过渡到讲读“四书”“五经”，进行读写基本训练的阶段。最后还有一个进一步从事读写训练的阶段。在完成集中识字以后的过渡时期里，和以后两个阶段教学中，都有诗歌教学的内容。进行诗教最有代表性的教材就是《千家诗》了。《千家诗》由于篇幅适中，(包括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共200来首)，所选诗歌浅近易懂，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几百年来风行全国、家喻户晓的程度，简直不亚于“三、百，千”。因而在“三、百、千”之外，又出现了“三、百、千、千”的名称。 近年陆续出版了“三、百、千、千”等一批传统蒙学教材和读物，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周谷城先生在为岳麓书社出版《传统蒙学丛书》撰写的序文中说：“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等形式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王书田）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