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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派内部的分化以外，还存在着学派外部的对立。比如，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提倡兼爱、非攻，为天下兴利除害，而杨朱学派则提倡“为我”，主张重生、重己和保养精神。在一个时期内，“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杨、墨之间的对立是学派之间的外部对立。事实上，从一个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学派，它与原学派之间的对立，也是外部的对立。因此，外部对立的形式是学派之间关系的基本形式。这种基本形式的存在，使不同学派之间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论证与比较。也就是说，学派之间一方面互相对立、互相驳难，另一方面互相启发，互相吸收。因此，学派之间的外部对立也是学派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4）学派具有文化上的多种功能。首先，学派是培养各种文化学术人才的教育单位，通常有德高望重、博学多通的导师。孔子、墨子、孟子、王通、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玉守仁、颜元等人既是著名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教育家，其中有的人以教育作为终生职业。有的学派实行分科教学，对学生进行专门性的训练。比如，孔子把教学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特长。颜元在主持漳南书院期间，设置的主要课程有：文事课，内分“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课，内分“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课，内分“十二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课，内分“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见《习斋记余》卷二）。从课程的设置来看，颜元主持的漳南书院实际上是近代教育的雏形。宋代以后，学派以书院、精舍或学校作为依托，不仅有固定的校舍，而且一般都制定了学规学则，注重教学的方法和质量；有的还设有学田，使学派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经济保障。其次，学派是一个学术研究单位。各个学派都集合了一群有较高素质的学者，各自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写出了各有特色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事业源远流长，各种学术著作异常丰富，研究的方法各具特色，并包含了不少科学成分，这些都与学派的发展分不开。再次，学派还是一种舆论力量。它通过当时所拥有的各种渠道就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发表议论，提出政见，往往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影响。明代泰州学派曾为反对封建名教而大造舆论：“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卷三二）。明末的东林学派更成为当时舆论的中心，并使朝廷受到震慑：“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同上书卷五八）。由于学派兼有教育、学术研究和社会舆论等多种功能，所以，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学派在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希腊罗马从公元前7世纪的米利都学派开始，一直到公元5世纪，曾出现过众多的学派。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史以至整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史，可以说是学派发展的历史。在中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两大学派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给予意大利、英、法等国的文化以深刻的影响。在近代，以培根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儿等人为代表的唯理论是深刻影响整个欧洲科学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学派。在当代，与科学的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相适应，西方一些国家更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派，学派促进文化的发展，这是世界文化所经历的一条共同道路。 值得我们特别探讨的是，中国古代以帝王为核心、以官为本位的专制政治体制应该是最不利于学派的生存和发展的，但是，在中国古代恰恰出现了众多学派不断发展的事实。这是什么原因呢？彻底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的深入研究。我在这里只想涉及以下两点： （1）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使知识分子处于下马容易上马难的境地。“上马”是指进入官场，“下马”是指退出官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下，下马容易上马难成了一条通例。周代实行世卿世禄制度，能跻身于卿大夫的士极少。相传周公重视贤才，“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吕氏春秋·下贤篇》）。穷巷之中、瓮牖之下，成了一般士人的归宿。战国时期，“士”的地位有所提高。象张仪、范睢、蔡泽、李斯等一批穷士居然脱颖而出，位列卿相。但是，一般的士仍然地位卑贱。孟子将士与庶人相并列：“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士不出任官职，就是所谓“匹夫”或“布衣”，他们很穷，甚至于负债累累，其中“士之饥饿乏绝者”（《韩非子·诡使》），大概相当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极少数人脱颖而出的同时，大批士人栖身于穷乡僻壤之中，如中山国王好显“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上以十数；伉礼下布农之士以百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个处于燕赵之间的弹丸小国尚且有如许士人退处岩穴与穷巷，象齐、楚、秦等泱泱大国，这类士人的数目更会大得惊人。汉代实行征辟察举之制，但征辟察举之权全部集中于卿相或州郡要员，这样不仅被选中的人极少，而且弊病丛生。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全汉诗》卷五），就是众多弊端中的一种。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将人才分为九品，按品级的高低任以官职，而以中正作为将人物分品论级的执行者。这个制度实行起来，很快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不是按才能评品人物，而是单纯由中正个人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被贵族把持，定为上品的不出高门世族的范围，正如刘毅所说：“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宋书》卷九四《恩幸传序》）。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粥少僧多。大批应考的知识分子，从翩翩少年到发白齿落也无中举的希望。与“上马”难上难的状况相对照的，是“下马”易于反掌。除因年迈而正常隐退者外，弃官或罢官而归者大有人在。其中有因极谏而忏逆“圣旨”者，有因直言而得罪上司者，有因主持正义而不愿同流合污者，如此等等。另外，一些身处庙堂或供职州郡府县的士人，其官职多与学术有关，如授“庶吉士”、“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他们因有感于“下马”容易的事实，往往提前作好退处林下的准备。有的士人甚至前脚刚踏进仕途，后脚就赶紧退下来。清初王吉相就是一例。他于康熙十五年（1676）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常。他自叹学未见道，不便立朝主事，于是未到职而告归，受业于李 ，成为清初关中学派的传人（见张骥先《关学宗传》卷四一）。还有一种情况也不应忽视：一些士人虽然在“上马”之后没有立即下马，但在居官期间，往往兴书院办教育，立学派，勤著述。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凡是进入仕途的学者，几乎都与学派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只做官而不问学的情况极为罕见。总之，封建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下马容易上马难”的机制，造成了“学而优则仕”与学而优不得仕并存、朝士与隐士并存的局面，在知识和人才贫乏的背景上造成了知识相对过剩、人才相对过剩，使大批散落民间的知识分子把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看作唯一的出路和理想的归宿，使一些士人走上一条因学而官、辞官为学的道路。这些人成了古代各种学派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 （2）古代的教育体制也便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师长在古代的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弟子通常是“从一而终”，即终生只接受某一师长的指导和教育，改换门庭的现象较少发生。这种情况在唐代以前更属普遍。宋代以后，书院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书院所有者或创立者与书院主讲人互相分离的现象，比如南宋的郭氏与吴葵就是书院的所有者： 吴葵，字景阳。其家以赀雄于东阳，与郭氏埒。郭氏有西园、南湖、石洞三书院，招延吕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吴氏亦有安田书院，初则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说斋（唐仲友）主之，皆携弟子百余人以至，远近惊愕（《宋元学案》卷六十）。 此时，私人办书院，书院所设讲席可由数人担任，初步打破了个人单独授课的陈规。除上述郭、吴的书院以外，明代的徐阶主持灵济宫，聘请欧阳德、聂豹、程文德“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明儒学案》卷二七）。东林书院也由顾宪成、钱一本等人分任讲席。即使如此，众人主讲制以及书院所有者或创立者与书院主讲人相分离的体制在古代教育体制中只是个别的现象，处于次要地位。个人收徒讲学或个人在书院授课，则是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从师就意味着从业。在鬼谷子的门下，就只能成为纵横家、权谋家。你要想成为农家，就得去找许行。由师长提出某种学说，众多的弟子接受，坚持和奉行这种学说，这样便自然地形成了以师长为奠基人与核心的学派。因此，中国古代的学派一般都是师徒结合型的。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学派作为基本的单元而发展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化史是各个学派（包括意识形式学派、技术形式学派）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与基本特点都与学派的发展有关。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史，弄清中国文化发展的面貌，都离不开对学派的研究。 二、学派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总体结构 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当一种新的理论提出以后，即使这种新的理论是一种基本正确的理论，如果没有形成为学派，没有后继者坚持、维护和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并把它运用于可能的实际领域，那么，这种理论的影响和作用就是十分微弱的，甚至可能因为敌不过传统的偏见而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被埋没、被遗忘、被歪曲，从而导致文化发展上的重大损失。我们注意到，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以后，如果没有以赫胥黎等人为代表的达尔文学派坚持、维护与发挥他的学说，那么，在当时强大的宗教势力面前，这个学说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曾一再出现过。南宋的朱熹理学、明代的王守仁心学之所以在长时间内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绵延不断地存在着朱学与王学的学派，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唯朱学是从或唯王学是从的卫道士。相反，王充的学说未能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不能不说与它未形成为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各个学派的独特理论、方法或技艺往往成为文化的珍品而载入史册。把众多学派的独特理论、方法或技艺综合起来，就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总体性的文化形态。因此，文化的丰富性同学派的发展分不开。 为什么学派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我认为这是由学派本身的性质和学派发展的基本要求决定的。前面说过，独特性是学派的本质。任何学派都力求在发展与变化之流中保持独特性，即保持自身的同一。这种自身同一性的丧失，就意味着学派的解体和消亡。因此，学派发展的历史，就是学派维持自身同一的历史。比如，孔子创立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虽然几经变化，花样翻新，但仍然保存了原始儒学的某些重要特点，保持了自身的同一，以致谁也无法否认某种新儒学仍然属于儒学的范畴。 学派既要使自己不同凡响，又要在发展与变化之流中保持自身的同一，这就必然要满足某些基本的要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项，即创新的要求、深化的要求、存统的要求。 （1）创新的要求。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建立和发展，就因为它在文化上有新的内涵。这种新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某个学派提出的理论、方法或技艺是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所没有的或不充分具备的，因而它能够填补社会需要上的一个空白，即开拓了某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任何学派都是在社会需要的空白点上安营扎寨，显出自己的声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