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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1474—1544），明代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年28中进士，被选为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毫州判官。后升任高淳知县，旋升为御史。在巡抚陕西期间曾制裁镇守太监宦官廖镗勒索人民。后视学北畿，又抵制两个宦官纳贿干涉校政。因而受到宦官势力的诬陷而下狱，贬赣榆县丞。在嘉靖年间升为兵部尚书，时严嵩当政，贿赂公行，他奋力抗制，上书抨击，以致再遭诬陷，被削职为民。3年后病死家乡。 王廷相在坎坷的仕途生涯中，在一边从政的同时，一边从事教育活动。时人称他：“两任郡邑，三督学校，以礼范海内者，四十余年”。 在为毫州贬官时，对群来请教的诸生亲躬教诲；在督北畿学政时，“力课生儒，期于有成。而后果有相继显者。” 后为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时，严正学术，整顿学校，写下《督学四川条约》。为山东提学副使时，开门授徒，使豪杰之士，多出其门。在其一生教育实践中，他不仅教授有方，使“一时大江南北人士皆翕然丕应”， 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学识广博，才高博洽，长于古文诗赋，是明代“前七子”之一。他对自然科学和律学有较深造诣，如在天文方面著有《岁差考》、《玄浑考》，对星、历、舆图，都有考究。在农业方面，曾为《齐民要术》作序，提倡科学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应用。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尤其突出，他坚持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实有之物”，是“理”所由以生的客观基础。在意识形态中，以其气一元论和发展变化的方法论，批评宋明诸理学家的“理”是万物之源的唯理论观点，反对宋儒所倡导的“虚静以养心”、“泛讲以求知”，要求“后生来学，脱其禅定支离之习”。注重实际问题，提倡“圣贤经世之学”， 讲一事即行一事，行一事即知一事，以讲促学，以行促知，学以致用，学以济世。 王廷相的著作在明嘉靖年间编有两种刊本，一为《王氏家藏集》，一为《王浚川所著书》。《王氏家藏集》广为流布于世，内收有《家藏集》41卷，《内台集》7卷，《慎言》23卷，《雅述》2卷、《丧礼备纂》2卷。而《王浚川所著书》则是由《浚川内台集》3卷、《浚川内台续集》7卷、《浚川公移集》3卷、《浚川奏议》10卷、《浚川驳稿集》二卷及上述《慎言》、《雅述》、《丧礼备纂》等编辑而成。从其学术地位与影响来讲，《王浚川所著书》不及《王氏家藏集》。 《王氏家藏集》之所以在明嘉靖以后广为流传，为世人所推重，不仅它的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很高，而且它在论述教育问题方面，对于判剖宋明诸儒学派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得失，很有启发人们思考的积极意义。书中的许多论述与书信，如《慎言》、《雅述》、《石龙书院学辩》、《答薛君采论性书》、《横渠理气辩》、《与薛君采二首之二》、《送王维贤督学陕西序》等，都是影响一时的教育名著或名篇。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拮其各篇章的要点，分别加以介绍和评论。 （一）《慎言》，这是王廷相长期积累的读书笔记汇编，全书分为十三篇(后编为十三卷)，体例仿效《论语》，每篇取开头的两字或三字为题，每篇又分若干章。将此十三篇编辑名为《慎言》，是取义于《论语》“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表明他本人对问题的独立思考与探索。 在《慎言》中，阐述的理论问题有关于人性论、道体论、理气论、修养论等方面。在人性论方面，《问成性篇》指出：“性者缘乎生者也。”人性是根据生理而派生的，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人性的本质是一致的，只要是生理健康的人，其人性相近。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性的发展变化都一样，因为人性的好坏善恶等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和教育内容。凡后天顺性而施的教育，而且教育内容是积极健康的，则人性归于善，否则就会变坏变恶。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承绪儒家传统人性论的。这在明代理学将人性划分为“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时，王廷相恢复先儒人性论，旨在否定理学家的人性论观点，突出教育对人性改造的作用，尤其是教育内容对人性发展的影响。在本文中。作者指出：“未形之前，不可得而言矣，谓之至善，何所据而论？既形之后，方有所谓性矣，谓恶非性具，何所从而来？”“性者缘乎生者也，道者缘乎性者也，教者缘乎道者也。圣人缘生民而为治，修其性之善者以立教。名教立而善恶准焉。是故敦于教者，人之善者也；戾于教者，人之恶者也。为恶之才能，善者亦具之；为善之才能，恶者亦具之。然而不为者，一习于名教，一习于情欲也。”肯定教育决定人性发展的方向，并以为只有在人性的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在“心静未感物之时”来对人性的善恶作判断。所以王廷相主张“动”的教育，而不是闭门静心养性的道学家修养。所谓道体论，实指理气问题，《慎言》坚持理在气中和道在器中的观点，对理气、道器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唯物观解释，否定了程朱理学家“理生气”的“离气而论理”观点。《道体篇》指出：“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气也；无形，元气也。元气无息，故道亦无息。”这些唯物主义哲学观，作为教育理论的思想基础，为其事功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及教学观等的确立作了必要的准备。如在《见闻篇》云：“见闻梏其识者多矣，其大有三：怪诞梏中正之识，牵合傅会梏至诚之识，笃守先哲梏自得之识，三识梏而圣人之道离矣。故君子之学，游心于造化之上，体究乎万物之实，求中正至诚之理而执之，闻也，见也，先哲也，参伍之而已矣”。在《潜心篇》亦曰：“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苦急则不相契入，旷荡则过高而无实，学者之大病”。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强调了知识的学习和思考，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都必须以“道在器中”为基本前提，不能脱离事物，“欲弃人事之实，谬矣。” 总之，《慎言》以气一元论的哲学观，阐述了“理在气中”的教育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和人性论问题，为强调“实学”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雅述》，是王廷相为了抵制佛老和批判宋儒理学的缺陷以求恢复《六经》“中正谆雅之道”而写的。该书也是他“积久成卷”的，非写于一时，内容大多是笔记式的心得，各段之间互不关联，上下篇也没有各自的中心论题，但从通体来看，其理论体系是清楚的，可以作为《慎言》的姊妹篇，在教育理论方面有关知行关系问题上有新颖独到的见解。 在《雅述》中，以“元气即道体”和“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的观点，批驳了宋儒的“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不朽”的思想，提出了“理因时致宜”的命题。“理因时致宜”的观点认为，事物与世道总是在发展与变化的，理在事中，故认识理，必须依据事物本身，而悬空意想有一个所谓千古不变的“天理”永远存在并决定着世上万事万物变化，并且脱离对事物的考察检证，去教育人们悬空冥思所谓的“天理”，是极其荒谬的。《雅述》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它属于人的精神部分，但有了认识能力必有“在外之资”的见闻及认识对象。“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用之物不能辨矣。……夫神性虽灵，必藉见闻思虑而知；积知之久，以类贯通，而上天下地，入于至细至精而无不达矣”。由此观点，《雅述》批判了理学家的先验的“德性之知”命题，指出只有通过接触事物，广博见闻和积虑思考，才能认识事物之理，而宋明理学家提出“思虑见闻为知，不足为知之至”，故别出心裁地提出“德性之知”，即先天所具有的对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认识能力和获得了“天理”，实属无藉之谈。《雅述》以婴儿的生长发育过程所获得的认识能力与知识为例，否定了人具有“德性之知”的说法。以为小孩降生后有视听等感觉本能外，其余的所有知识都是因为受教育，亲自接触人与事物，或因为在行动中受到各种挫折而吸取教训，或因思考与怀疑而求其通达等来获得的，至于道德伦理知识也不例外，都是后天习得的。如果将婴儿出生后交给他人养育，待其长大之后只知道养他的人，对他们有感情，而对不认识的亲生父母则视之如路人，可以侮詈，哪里知道什么亲近孝顺？所以说，先天的“德性之知”是根本不存在的。“近世儒者务为好高之论，别出德性之知以为知之至，而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知为不足，而不知圣人虽生知，推性善、近道二者而已，其因习、因悟、因过、因疑之知，与人大同，况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得学而后知哉？”虽然在否定先验论方面，《雅述》尚不彻底，未敢否认“圣人生知”，但在理论上对“德性之知”作了无情的批判。 由对“德性之知”的批判与否定，《雅述》提出了有关人事、政治、经济等“实学”教育内容看法。说：“儒者贵识义理，贵识治要。识义理，则父子看君臣之道不亏；识治要，则兴衰成败次之机不迷”。儒者“若不于义理、德性、人事，著实处养之，亦徒然无益于学矣”。《雅述》所倡导的“实学”是针对宋明理学家崇尚空谈义理而讲的。说：“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语而已矣，学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复有以清心、静坐、解悟教人者，求诸义理、德性、人事之实，则茫然不达，此又言语之不知也。”学校教育应当培养治国治世人才，故教育内容要从根本变革，即从空谈义理性命转折到实际政治、经济和人事上来，“学校之礼乐”，官府之刑法，皆圣人修道之具也”，道德修养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轻忽，然而实际从政办事能力更为重要，学校教育应当重视。 《雅述》对实学教育的提倡，同时也认识到科举取士之法变革的必要。它肯定西周时期以德行与道艺养贤取士的作法，以为汉代的察举只重视了德行而轻忽了道艺，故所取之士“虽纯行”而“无推行政事之才”。至于“今之选举，不问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举之，无怪乎其入仕之狼狈也。”有鉴如此，王廷相主在科举取士法之上再加以铨举法，对入仕者再由上司根据他们的德行才艺进行考察，选其优秀者分别出贤良、孝廉、政事等，以此来促进入仕官吏加强道德修养和实政能力的培养。这种改良科举和提高官吏素养的主张，是其“实学”教育观的反映。总体说来，王廷相在《雅述》中的“实学”思想有其进步性，亦有局限性，其主要贡献在于提倡了有别于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的重实德实行的学风，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石龙书院学辩》，是王廷相关于论述书院教育和学风的代表作。指出当时的学风崇尚空谈，以异端立教，废弃六经之术，以虚静养心，“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或泛讲以求知，“研究载籍，日从事乎清虚之谈”，而对现实漠不关心。这种学风均属“空寂寡实”，滑入了禅定支离的泥坑。以此等教育为书院之教育，难以培养有用人才，背离了书院教育目的与性质。为了纠正这种学风，王廷相在文中再次申述了他在《雅述》中的知识来源于实体力行的观点，强调知识书本的学习要与现实人事政治相联系，学与习结合起来。如学习治国安民之道，就应当从自己的“身”与“家”进行“实历”，如“学能修其道于身，通其治于家”，则可以会通治国治人之道，因为“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只有以“实历”作为书院教育原则，就不难养就实用人才。《石龙书院学辩》在当时影响颇大。 （四）《家藏集》中诸篇。在《家藏集》中有《送王维贤督学陕西序》，该文阐述了作为学政官，应当以身作则，在矫正不良学风方面，要身体力行，“使为之父师者，揭道义以启其衷，明圣贤以发其蔀，振其梦之寐而觉焉，指其途之迷而醒焉，则亦未有不返其性真而奋励于道德矣。”指出在科举之法行于世而督学官无法改变制度的情况下，重要的不在革法，而在于要积极的倡导良好的学风，因为“教在得人，不在制法。法者持循之具而已矣”。这篇文章强调了督学官的表率作用，要求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改造学风，这一思想是与《石龙书院学辩》中的想法一致的。《与薛君采二首之二》，也是论述改造空谈无实学风的。该文指出：“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所以放下讲说与静坐，对世事茫然无知。这种空疏无用的教育流弊是来源于宋儒理学教育的推行。“晚宋以来，徒为讲说；近日学者，学好虚静，皆于道有害。”要矫正这种流弊，其有效的方法即以实学代之，“讲得一事，即行一事”，即知即行，实地考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识。《与彭宪长论学书》也是《家藏集》中的一篇重要教育著作。在本篇中，王廷相以返本求真的“弘道”立场，充分肯定了“六经仲尼之道”，而以为殊孔孟之道者皆为“异端”，都应当‘排斥之”。这种要求学术与教育回到先秦原儒的经典上来的意愿，反映了明中叶批判理学流弊和重振儒学的时代思潮。王廷相要求回到原儒，提倡实政实德，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纲常名教，以教育手段改变当时的政治衰败和伦理沦丧现象。 总之，《王氏家藏书》中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反映了明中叶“实学”教育观的初步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讲，《王氏家藏集》对程朱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的批判， 和对济世实用之学的提倡，开启了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思潮和实学思潮的先河。其“理在事中”的道体观、人性在教育中改造与发展的人性论、反对守静空谈学风与倡导“身体”“实践”的重行的观点，在明清之际都得以继承并发挥，成为思想解放的精神武器。《王氏家藏书》中的《慎言》、《雅述》作为该书中的代表作，在近现代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并有多种形式的单行本刊刻流布于世。（毕 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