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没有什么不可以”。哲学之所以为哲学，而不是科学（包括科学的史学、如思想史），不是宗教、艺术（包括文学）等，自有其学科的某种规定性。但是，这种规定性并不是那些外在的形式，不是什么“形式系统”。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规定是不无道理的，他说： 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36] 不过，在海德格尔表述的这两层意思中，第一层意思是有问题的：一方面，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并非哲学所独有，科学、甚至神学亦然；而另一方面，哲学未必总是用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例如，不仅中国哲学、即使西方哲学也经常用直觉的方式。海德格尔所说的第二层意思也并不十分确切，只适用于西方哲学中的某一些形态、学派。例如将上帝作为存在者整体来思考，那只是西方宗教哲学的事情。再者，哲学未必总是思考，事实上，哲学关于形而上者的原初设定往往都是直观的给与。另外，“存在者整体”和“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不是一回事。 但海德格尔有一点是没错的：哲学一定是关乎形而上者的言说。中国《易传》所说的“形而上者”与西方哲学所说的“the metaphysical one”是对应的、可以互译的。[37] 不论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所说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还是《易传》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都是说的形而上者——形而上的存在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规定哲学： ①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是关于形而上者的非宗教性言说；[38] ②哲学言说形而上存在者，意在说明形而下存在者何以可能； ③哲学的这种形而上者的观念，乃源自特定的生活方式中的生活感悟。 唯其如此，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既有其确定性的一面，也有其开放性的一面，因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凝固的“迹”。哲学不外乎是关于形而上存在者的存在之思，就是去思（《易传》所说的）“形而上者”的存在，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思诚”。这就是哲学的确定性，亦即（汉儒所谓“三易”之中的）“简易”、“不易”之道，也就是哲学区别于科学之处（科学不思形而上者的存在，然而科学始终以关于形而上者的承诺为先行条件）[39]。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而生活或存在之衍流，必显现为生活方式之演变，这就是哲学的当下性的渊源所在。[40] 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动，哲学所思的形而上者也是变动的，这就是哲学的开放性，亦即（汉儒所谓“三易”之中的）“变易”之道。因此，哲学的变革性，由于其当下性：哲学之变化发展，乃渊源于当下的生活。这就是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也就是哲学的源头活水所在。 中国哲学亦然。古代中国哲学渊源于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中国哲学渊源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哲学的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Going Upstream to Living Water From Source of Philosophy: Re-discussion About the Ques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dispute about the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en years ago ended up with nothing definite, the cause of which is that both who queried and who defends had presupposed some static criterion of philosophy model that is not "the origin of legislation" but "the law", or not "the origin of tracks" but "the footmark". They didn’t touch on living or being as the living water from the source of philosophy. Then so-called "philosophy" lost the opening of its be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it became something immutable and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real life, which had never been the words about "Tao", but that about "Qi" (implements). The central task for us to develop philosophy discipline is neither to go back to the metaphysics of pre-modernism nor to refuse to accept any metaphysics as post-modernists does, but to reconstruct metaphysics proceeding from the real life in the world of today. Keywords：Chinese philosophy; legitimacy; Living Water From Source of Philosophy; the Origin of Legislation; the Origin of Tracks; Reconstructing Metaphysics -------------------------------------------------------------------------------- [①]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原载《世纪中国》（www.cc.org.cn）、《中国哲学年鉴》（2001年），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 [②]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③]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④]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⑥]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⑦]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⑧] 见胡适1929年6月3日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0页。 [⑨]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06页。 [⑩] 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黄山书社影印本，第359页。 [11]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见《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12] 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6期。 [1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页。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页。 [1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8页。 [19]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20]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17-18页。 [21]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2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页。 [23]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3页。 [2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7页。 [25]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6、7页。 [26]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9页。 [27]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2页。 [28] David L. Hall,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David L. Hall, Roger T. Ames, 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David L. Hall, Roger T. Ames, 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29]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30] 黄玉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2007年第2卷第3期全文译载。 [31]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32]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33]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34]《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向度”学术座谈会纪要》，葛兆光发言，2003年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孔子2000网站（www.confucius2000.com）。另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 [35] 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36]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页。 [37]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一讲第一节“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 说明两点：其一，这里须区分宗教与宗教哲学。宗教尽管也会言说形而上者，但它不是哲学。其二，尽管所谓“存在者整体”和“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说的形而上者。 [39] 蒯因（Quine）所谓“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其实也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承诺。 [40] 黄玉顺：《当下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9年第3期。 （《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