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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1428一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江门处，故明清学者称其为白沙先生，共学为江门之学。陈献章早年潜心科举，中举人后曾三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由此绝意举业，亦故终身不仕，潜心学术研究和开门授徒讲学。年27岁时，曾师事著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半年后回家闭门读书，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整日靠读书和静坐来探索“悟道”之方。结果他完全抛弃书册之繁，惟在静坐，经过积学冥思，使其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即由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发明了所谓“在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修养方法。年38重游太学，受到京师网子祭酒邢让的推崇，被誉为“真儒复出”，其修养方法为“入圣之方”。由是名震京师，一时名士如罗伦、章懋、庄昶、贺钦等乐从之游。不久回到白沙村开门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至，门庭兴旺，名声大振。成化十七年(1481)江西观察使陈炜修复白鹿洞书院，派人请陈献章主持书院，但因其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固辞不就。56岁时，因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的推荐，陈献章应召赴京，令就试吏部，而他以疾病为理由，推辞了吏部考试，并上疏乞终养老母，最后被授以翰林院检讨而放归。从此以后，屡荐不起，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 ，以养浩然自得之性，标立“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主张学不日用，与时事出处中即现“本心”，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命题，强调自我主观道德实践，倡导“静坐养心见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开明代心学思潮之先河。 陈献章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创立了江门学派，其门徒尚众，最著名者有张诩、林光、湛若水等。这些学生在他死后，广泛传播他的思想，并到处建立书院以纪念他，形成了明代书院教育复兴运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明史·儒林列传序》亦讲：“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在明代学术思想史和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富有开拓性和个性特色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著作有其门人编为《白沙子全集》，另有《与林缉熙书》31篇，收入林光《南川冰蘗全集》。 《白沙子全集》亦称《白沙子集》，书中内容主要是陈献章的诗文。明朝弘治末年由其门人整理刊行于世。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湛若水校订再版，后多次重刻。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何九畴重新编排，增《序》4篇，《记》2篇，书信158件，诗55首，题跋1篇，共6卷。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孙通海点校本，编入《理学丛书》之中，此版搜罗考订甚详，并易名为《陈献章集》。 《白沙子全集》中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本文就其主要方面作如下介绍。 （一）提倡革新程朱理学，变“天理”统御万物为以“我心”为本，要求学者从理学樊篱中解放出来，以建立“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人生道德价值。 陈献章早年颇有志于功名，曾为了适应八股考试，泛览经书，苦学穷研，然而他在科举仕途上屡不如意，三次应会试皆名落孙山。他曾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益久之。年几三十，始尽举子业，从吴聘君游”。 科场失意，使他产生了对程朱理学的厌倦，并斥训诂、辞章为“陋学”。随着他对朱学的无法消融的隔膜对立感产生与发展，转而开始批判汉唐以来的训诂、辞章、科举之文，提出圣学不在文字中，而在“自我人心”中。这种“圣学”即“心学”的观点，是陈献章批判程朱理学和企图以象山心学来改造朱学一统天下局面的重要思想。在《全集》卷二《与湛民泽》中，他提出“贵疑”主张：“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在反朱崇陆的同时，提倡“主静”、“主一”，即抛弃书本，摆脱《四书》《五经》的羁绊，转向“求心”。《全集》中的许多文字在突出强调“寻书册”不是道德修养功夫，而是教人玩物丧志，使人生价值消磨在百无一用的文字书册里，最终失去自我和“人心”。 为了推倒程朱理学对人身的束缚，陈献章提出了取替“理”为万物之本的“道”，以“道为天地之本”。但是，“道”又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不可言不可状，只是一种内心可以体认的万物之理。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 以为人身虽居万物之中，但“心在万物上”，万物皆以“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 因我思而万物在，故道在我思之中。陈献章在其全部著作中都以此“道”来阐述其“心学”，并力图以此心学来革新程朱理学，建立超然万物之上的“自我”，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此基础上，陈献章提出万事万物都当“求诸心”的主张，把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规定为人心的自我体现。“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 以求诸心来取代朱熹主张的“读书穷理”，以为人的知识有的由“积累”可以获得，有的不能由“积累”而得；有的可以“言传”，有的根本不可以“言传”。由“积累”获得并可“言传”的知识，只是“见闻之知”，而不能由“积累”而得并不可以“言传”的才是真正的“道”。“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 《全集》主张放下四书五经，独立思考，因为“学劳扰则无由见道”。 放在四书五经来静坐求心的观点，是强调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把“学以变化气习，求至乎圣人而后己”作为教育的目的。在《全集》卷一《道学传序》中指出，自汉迄明以来，文字记录著述之繁，积数百千年于天下，以致于汗牛充栋，而学者对《六经》只是徒诵其言而忘其味，因此“《六经》一糟粕耳”，这种玩物丧志的教育，宁有书不如无书。为了整顿教育，改革理学教育的流弊，像秦始皇那样，将这些无用之书，“也须焚书一遭”。指出：“夫子之学，非后世人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词章而已耳。”圣人之学唯在心学，“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这种心学教育观点，从理论上讲，是否定籍书本知识学习来培养德性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读书穷理”的理学教育观。 （二）“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白沙子全集》一反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的为学宗旨，而提出“以自然为宗”，企羡超越物外，遗世独立，求得无任何负累的浩然自得。如其所云：“优游自足无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重内轻外，难进而易退，蹈义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似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盖亦庶几乎吾所谓浩然而自得者矣”。 使身心超乎物外，对荣辱生死淡然处之。这种以摆脱万事万物的负累以求识得自家“心体”的教育观，强调通过非逻辑、非知识手段即内省方法来建立内心宇宙的道德自我。陈献章把由“深思而自得之”即内省体验的以静求心方法，称之为“静坐中养出端倪”。他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 “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作圣之功，其在兹乎!” 所谓“端倪”究为何物，陈献章在《白沙子全集》中未曾作过明确说明，有些文字朦胧地指过类似于“心之体”或他所谓的不可言之“道”，让时人难以捉摸，故有人批评他的这种“静坐”求“心”的方法，近似于禅学，或直接攻击他“流入禅学”。因为陈献章在其大量著作中反复强调“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以超知识超理性的直觉或“顿悟”来把着“仁心”，在主观道德实践中追求儒家主张的最高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修养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确具有浓厚的禅学色彩。 （三）、“以我观书”的读书方法论。《白沙子全集》卷一《道学传序》说：“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反对汉以来的文字章句学风，提倡“以我观书”，以为“以我观书，随处得益。”所谓“以我观书”，与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涵义是一致的，即认为六经所阐述的道理，即是我“心”的内容，读经在于明白和把握其精神实质，使我心与六经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并且从深一层意思来讲，以为博文强记的口耳之学会使人玩物丧志，一当放下书本则茫然无知。为了教人不做书本的精神奴隶，不为书本吞噬自我的“心”，《白沙子全集》的大量诗教劝人不必多读书，即使读书也应当“以我观书”，不要“以书博我”。认为“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语也”。“真儒不是郑康成”。这些读书方法论是对朱熹所强调的读一书明一理以求融会贯通于“天理”的读书方法论以及明代所流行的八股教育的根本否定。 “以我观书”的学习方法，主要强调如下几条原则：一是“学贵自觉”，即自我觉悟，以为自我觉悟一番则长进一番。读书的目的在于理会“气象”，所谓气象即圣人的精神所在，亦称之“风格”、“品格”。“以我观书”就应在读书时透过言语文字去领会圣人的心地、识见，而不要拘泥文字。陈献章说：“读书非难，领悟作者之意，执其机而用，不泥于故纸之难也” 。二是学贵知疑，即在学习过程中敢于怀疑，善于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以为“疑者’是“觉悟之机”。但是学贵知疑必须建立在循序渐进、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如果一味好高骛远，则实得其反。“求诸高远，不得其门而入”。 但在独立思考时，要“推之欲其高”，要自己的见解，“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三是深造以自得。《复张东白内翰》中指出：“义理须到融液处。……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如果学不由自得，那无非是人云亦云，拾人唾吐，熟读章句，作影响之谈，称不上学问。“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 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包括“功深”和“力到”，以及个人内心的目的性的冲动。在《李文溪文集序》中讲：“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自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争夺之间乎？”经过“功深力到”，思想之花才能开出“自得”之果，真正是自家的东西，能抵挡一切名利物质的引诱。“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其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 以为“自得之学”进入“道境”的门径。这个道境，是摆脱社会名利物质诱惑，保持自我的坚定不移的主张和操守的超脱境界，天人合山。总之，《全集》所讲的学习方法，旨在使人通过独立思考，在主观道德实践领域实现自我的精神自由，成为“道”的主宰者。 （四）道德修养论。《白沙子全集》论述的道德修养方法问题，称之为“学之指南”。《送罗养明还江右序》云：“君子所以学者，独诗云乎哉。一语默，一起后，大则人伦，小则日用，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此之谓知。其知在于立诚，其功在于明善，至虚以静之一，致实以防动之动，此学之指南也”。道德修养的方法包括从实际生活出发，大则人伦，小则日用，在日常道德实践中“格物”。《与汪提举》一文指出：“知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见闻，优游厌饫，久之然后可也。”要体会道，运用心，关键在乎自我，不能拘执于个人狭小的传统的经验见闻，这就是说主宰在心，心既要致实，但又不要“见物动心”，应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知与行既要基于实际，立足人伦日用，但又要以“心”来主宰，不为物欲所蔽。 《白沙子全集》除了强调从人伦日用上格物外，还强调了道德修养的目的。“知道”、 “明道”是道德涵养的基本要求，但为学明道、行道，首先要辨明是“为己”还是“为人”，“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第一步”。所谓“为己”是笃行从实，真心“立诚”做圣贤；“为人”则是以口耳之学博取名誉。《全集》主张“为己”之学。为了真正达到修养自我的目的，提出道德修养的四条基本原则：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 这就是讲，心地不能狭隘，要有平心静气兼收并蓄的气魄。在识见方面不要满足于流行见解，应当要超越成见，有创造性。在规模上要阔远，所学的范围不能狭小，要广博识见。在此基础上要笃实践履，身体力行。陈献章指出：“能是四者，可以言学矣”。为了要做到这点，陈献章反复强调要注意“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即戒学者不要“障于言语事为之末”，同时又要“不离乎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妙，”即要求学者不要“沦于虚无寂灭之偏”。既要宽平笃实，又要心神自由，活泼自在。 总观《白沙子全集》论述道德修养的目的，旨在教人整治身心，做一个自觉的圣贤。在《禽兽说》一文说：“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道德修养的目的与作用，就在于使人不做这样的“禽兽”，而做“学宗自然”，超然自得的在人生道德价值领域实现生命价值的“真人”。所以，《白沙子全集》中所讲的道德修养方法种种，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情操的修养，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自觉”功夫。 《白沙子全集》在内容方面，其主体部分是诗教，大多是格言式的治学原则、方法、哲理与经验之谈。这些诗教，曾在明代广为流传，尤其是由门人湛若水加以注解的那些诗教内容，更是如此。这是《白沙子全集》有别于中国古代教育名著的一大特色。 《白沙子全集》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名著，在今天受到教育史学家们的重视和研究。同时由于它蕴含有丰富的哲学、文学、思想学术价值，因此也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合理的思想内核将会有益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毕 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