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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儒家“经典”。它既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教材，又是科举考试中士子答卷的主要立论根据。其地位甚至远远超过“五经”。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原非并行。《论语》、《孟子》本不是经，《汉书·艺文志》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将《孟子》列于“诸子略”。赵岐《孟子题辞》说，汉文帝时“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但那是记传博士，而不是经学博士。“后罢记传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西汉中期之后，帝师张禹传习《论语》，于是《论语》的地位显赫起来，但《孟子》仍为子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列《孟子》于子部。尊孟之说始于韩愈。他认为“先王之教”从尧舜以来一直传到孔孟，孟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人，“故欲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宋朝将《孟子》列入《九经》。由此引发了延续百余年的贬孟与尊孟之争。直到南宋朱熹作《读余隐之尊孟辩》，争论才告结束，巩固了《孟子》超“子”入“经”的地位。《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此说，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由此可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并行，超“子”入“经”，实发韧于韩愈，倡导于二程，完成于朱熹之手。《宋史·道学传·序》称：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道学传·程颐传》也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后人谓“《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淳熙应为绍熙之误） 朱熹对《四书》推崇备至。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 他认为：“《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则是缓不济急。二程把《四书》看作是“达于《六经》”的阶梯，而朱熹却把《四书》看成更重于《六经》。后世《四书》风行天下，在“经书”中竟夺取了《五经》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显然是来自朱熹的大力鼓吹。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了毕生的精力，字字咀嚼，逐字称等，数易其稿，改削不已。他自称：“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就，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 朱熹多次谈到《四书集注》精心编著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以提醒学者重视。他说：“某于《语》、《盂》，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 “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 《中庸章句》“一年之内，改了数遍”，《大学章句》虽目前改定了，“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还要修改。 “需毕力钻研，死而后已耳。” 朱熹直到临死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他自我标榜称：《四书集注》的所有注文恰到好处，既无浮辞剩义，也无不足之处，“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宇”；注文中的每个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轻重之间，不差毫分；对各家注释，取舍从违，均按自家标准，慎加选择，“一章而众说丛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张，断入一说，则必无众说皆是之理。” 他的门徒李性传称：“《语》、《孟》、《中庸》、《大学》四书，后多更定。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 理学家普遍认为，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沉思考、苦心斟酌才写成的。它所阐述的孔盂之道是最精当确切的，是一部完美无瑕的“明道传世”之作。李性传明确指出：“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 就是说，《四书集注》在朱熹的全部著作中在阐述理学思想方面是最具权威性的。也可以说，《四书集注》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四书集注》中所体现的朱熹理学思想，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只要把《四书集注》中分散的注文加以汇集归类，就可以清楚地呈现出他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也可以说，朱熹是从其理学思想体系出发，来编著《四书集注》的。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所著的《道学体统》中阐述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大概轮廓，他说：“道原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侧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指天地)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四书集注》正是体现了朱熹以“天理论”为中心，包括“人性论”、“格物致知论”、“伦理观”、“政治观”和“教育观”在内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四子，六经之阶梯。” 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 《四书集注》所反映的理学教育思想，同样也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朱熹为了使《四书》符合其理学教育思想体系，精心改订《大学》、《中庸》的章次，专门补写了“格物致知”一章。正是这一章，最集中地反映了理学的认识论，从而构成理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 将分散在《四书集注》注文中的教育观点加以汇集归类，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要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第一，“学以明伦”的教育宗旨。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发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学以明伦”。《孟子集注》《滕文公·滕文公问国章》注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同书《离娄》篇注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称：“明，则有以识其理也”，“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明人伦”。这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开宗明义就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列为“五教之目”，反复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成为理学教育的一大特色。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论述了小学与大学不同的教育目的和内容，“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至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尽管“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有所区别，但教育的终极目的，仍然是围绕着“明人伦”这个总纲领，“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明人伦”就是通过穷理和践履以明暸并恪守各人的“性分所固有”，“职分所当为”，以“各尽其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第二，培养“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 朱熹根据《论语》论述了“成人”的标准和培养问题。《论语集注》中《宪问》篇注云：“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尽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就是通过穷理，养心、力行，泛应等自我修养，再加上礼乐的节制和规范，内外交养，达到‘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就可以成为‘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了。 培养‘成人’是朱熹理学教育的现实目标，但“成人”还不是最高理想目标，“非其至者”，最高理想目标则是圣人，“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 朱熹将理学家所追慕的理想人格和现实培养目标加以区分，着力为实现现实培养目标而努力。《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注论述了圣人之德和贤人之学。他说：“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就是说，圣人是天生的，是“所性而有”的。贤人是通过学习，由人力培养，“由教而入”的。圣人之德有天具之“诚”，能全知全明，是“自诚明”；贤人之学“由教而入”，先至于“明”，最后也可达到“诚”，是“自明诚”。圣人之德与贤人之学是有区别的，但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非“自诚明”者，通过内外交养的功夫，也可以“自明诚”。 第三，追求“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是理学家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的精神追求。朱熹继周敦颐、二程之后，也着力提倡。《论语·述而》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谓孔子之乐。《论语·雍也》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谓颜子之乐。周敦颐首次将两者揉和为一，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并常令二程思索“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朱熹在《论语集注》注释这两章时，引周、程之意，提出：“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鼓励学者“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超越和规范顺应，而能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 “圣贤气象”也是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多处谈论“圣贤气象”。《论语集注》中《公冶长》篇注云：“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先进》篇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指子路，冉有、公西华)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述而》篇注云：“此见圣人气象从容。”《孟子集注》中《公孙丑》篇注云：“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于己，故二子(指北宫黝、孟施舍)之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然论其气象，则各有所似。” 所谓“气象”，是指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等所构成的综合性的人格形象。朱熹所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也。” 朱熹等理学家所宣示的“圣贤气象”，就是将他们所推崇的圣贤的人格形象展示出来，做为人们仰慕和仿效的典型榜样。 “孔颜乐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圣贤气象”则是一种外在的人格形象的表彰。内外交养则构成理学教育实现培养目标的有效道路。 第四，强调“存天理，遏人欲”的自我修养功夫。 《大学章句》传之三章：“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朱熹注云：“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道学与自修是为学进德的两种基本方式。理学家们对自修，即内心修养予以高度的重视。朱熹在《四书集注》里也大加发挥。 自修就是自我内心修养，通过省察克治之功，达到为善去恶的目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传之六章注中说：“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强调“己独知”、“不自欺”，就是“慎独”的功夫。以杜绝“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但不能实用其力”。一个人“欲揜其恶而卒不可 ，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为害极大。不可不慎，不可不“重以为戒。” 理学家所谓“为善去恶’，就是“存天理，遏人欲”。《论语集注》中《颜渊》篇注云：“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中庸章句》第一章注云：“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日日克己，事事戒惧，私欲净尽，天理自然流行了。然而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而言。其积极方面，还在于穷理、尽心，达到“物理之极处无不到”，“吾心之所知无不尽”。这就是正心，“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正心就能率性，率性就能循天理，天理存则人欲绝。这样，通过省察克治和穷理尽心两面夹攻，达到“存天欲，遏人欲”的目的。这就是朱熹等理学家反复强调的自我修养。 第五，阐发“下学止达”的为学之道。 “下学上达”出于《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其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下学上达”成为理学家反复讨论的热门话题。《论语集注》引程颐的话，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程颐认为：下学是下学人事，即学以明人伦，学事亲从兄，学孝第等。上达是上达天理。天理寓于人事，人事蕴含天理，因此，下学人事，就是做到了上达天理。正因为上达了天理，故不怨天；下学了人事，故不尤人。朱熹注曰：“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独知之之妙。”朱熹进一步强调了下学在先，上达在后，其间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健在反己自修，在内求，否则也不能上达。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进一步论述了“下学上达”问题，《告子》篇注曰：“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盖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这里强调了“求其放心”，做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才能“上达”天理。《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引尹氏曰：“规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则在其人，虽大匠末如之何也已。盖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由言传升华为心悟，才能“下学而上达。” 下学人事，包括遍读经书，经过反己自修，求其放心，循序渐进地达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或者由言传到心悟，即可上达天理，“天独知之”的神秘境界。这就是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为学之道。 第六，主张“教有成法”。 朱熹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告子》篇注，更进一步强调教学方法的重要性，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射只是一曲之小技，也必得掌握教与学的方法，学习圣人之道更应如此。 朱熹十分重视“启发诱导”，《论语集注》中《述而》篇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又引程颐之说：“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意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这一注释被认为是对孔子启发式教学比较准确的解释。《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中提出，要采取“匪难匪易”的方法，善于引导学生经过努力而有所前进，但不可降低要求，迁就学生，要做到“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不卑不高，若语若默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于自得深造。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真谛。 《四书集注》明确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章末注云：“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论语集注》中《先进》篇提到孔门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著名弟子十人。”朱熹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后世学人多将“因材施教”作为一条重要教育原则，实践这一原则者始于孔孟，而概括出这一原则者始于朱熹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朱熹在注释《沦语》中《宪问》篇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时就提出了“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章言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之者必以其渐乃能至也。”指出学习和修养都是像流水盈科而后进那样，“学以渐而至”。 朱熹由“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引申出学者应锲而不舍，努力奋进的含义。《论语集注》中《子罕》篇注云：“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并由此提出“鲁能深造”的论点，《论语集注》中《先进》篇注云：“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学而》篇注云：“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在《先进》篇注云：“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辩，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尹氏曰：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熹不赞成才高意广、骛于虚远的学习态度和作风，鼓励才质鲁钝、诚笃确实之人，这和他主张“积渐”，不求“顿悟”的一贯学风是一致的。（王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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