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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秦汉到唐末，第二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拓展时期。 除西汉经学、魏晋玄学中复杂的思想矛盾之外，这一时期大规模地引进佛教哲学，大大拓展了中国的哲学思辨，完成了第一次消化外来文化的艰巨任务。 就思想进程而言，两汉儒道互黜，魏晋儒道兼综，南北朝隋唐儒、道、佛三家鼎立，趋向融合，旨在为政治伦理异化的特权统治辩护，所谓“三纲可求于天”，“名教本之自然”，“富贵贫贱取决于神秘因果”，是为一以贯之的正宗思想；与之相对立，则有王充、杨泉、鲍敬言、范缜等对神权及特权的批判，直至柳宗元、刘禹锡总其成，达到汉唐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三）宋至明清之际，第三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成熟阶段。 宋初儒学复兴，融合佛、道，归本易、庸，由周敦颐启其端，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道学），分化发展为“气本论”（张载、王廷相等）、“理本论”（程颐、朱熹等）、“心本论”（陆九渊、王守仁等），各有建树而互相龃龉。王安石立新学，三苏创蜀学，陈亮、叶适别倡事功之学，郑樵、马端临更独辟文化史研究新风，又都有批评道学的倾向。 宋明哲学，通过“理气”、“心物”、“性命”、“理欲”、“知行”、“一两”……诸范畴展开矛盾运动，自有其思想的逻辑进程，由论“气”而论“理”，由论“理”而论“心”，又由心学的分化而进到自我否定，终于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由王夫之的总结性批判，扬弃程、朱、陆、王，复归张载，而达到宋明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四）鸦片战争至今，可说是第四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转变时期。 面对着批判继承优秀遗产、引进消化西方文化的繁难任务，近代中国的哲学矛盾运动，在中西、古今、新旧的文化论争中蓬勃展开，至今还未完结。就中西文化的同异而论，似已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浮浅认同，到“五四”时期的笼统辨异，再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察异观同、求其会通而形成一系列新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诸形态初步成型；而《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战略思想，更对晚清以来的长期文化论争从方法论上作了历史总结。通过系统总结，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主体思想，从而才有可能真正提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上吞吐百家，综合创造，以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宏伟任务。 以上略举的三个特点，四大螺旋，代代相续，不会中断，这就必然提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问题。 三、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 何谓“文化”？定义繁多，可以约化为两字，即“人化”。 《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均指“自然的人化”。 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三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中的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 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经过系统化而形成社会意识的诸形态，如政治、法律、伦理、民俗、文艺、科学、宗教、哲学等；哲学是诸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晶，对文化各层次都起着世界观、方法论的主导作用。 文化是哲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哲学一旦形成就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表层日变，中层易改，深层则具有一定的惰性。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哲学灵魂及其传统，在文化代谢发展中，既有其历史稳固性，往往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因而，面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建设任务，有必要认真清理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欧风美雨的“冲击反应”，而有其根本的内在的历史根芽或活水源头。只有树立起“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及其最新成果，并使之在中国文化思想土壤中生根。故必须认真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问题。 科学的思维必须排除来自两极的干扰。 简言之，1.通过文化史的考察，可以肯定，从17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已准备了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根据，涌现出中国式的启蒙思潮代表。2.这一启蒙思潮虽经18世纪的历史洄流，仍以掩埋不了的光芒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法维新、排满革命的运动中显示了它的活力，事实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和活水源头。3.从万历到五四，中国启蒙道路的坎坷，中国近代的难产，使人们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形势，忙于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未能也来不及去清理、总结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也未能认真探索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道路；长期陷入中西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之中，未能找到传统文化中真能滋生现代意识的活水源头，未能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 反思历史，吸取教训，提高自觉，避免洄流，定能把我们民族融合中西以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事业推向前进。(萧箑父（1924 —），男，四川成都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