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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心竹，女，西历一九七二年生，甘肃武都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一九九四届）、哲学硕士（一九九九届）、哲学博士（二〇〇二届）。现任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兼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总版主（二〇〇四年）、《中国儒教研究通讯》执行主编（二〇〇五年）、《原道》辑刊编委（二〇〇四）、电子刊物《儒家邮报》执行主编（二〇〇八）。二〇〇八年创办并主持“儒家中国”网站。（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〇九年） [内容提要] 李颙通过对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批判，确立了“明学术，醒人心”的抱负。在具体构筑他所昌明的“学术”时，他又将阳明之学与其末流区分开来，具体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本体既然是阳明的，工夫就很难保原样，因此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为本的基础上，李颙提出了“悔过自新”学，并以此说作为其“倡道救世”的主张，可见其以王学为宗的思想。 [关键词] 李颙颙 明学术 醒人心 致良知 悔过自新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时代。当满族以骑马民族的强悍，仅四十天工夫就奠定北京时，那些严守“华夷之大防”的士子们心中无疑是痛如滴血。他们在亲身投入到反清复明实则是复汉族统治的斗争中的同时，从思想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作为华夏政治文化体现的明王朝会亡于一个在他们看来茹毛饮血的未开化的蛮族？经过痛苦的思索，他们认为，正是当时事实上居主导地位的王学末流束书不读，“无事袖手空谈心性”，国难当头，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弊病，使国家大坏，最终亡于异族之手。于是，这些自小就受教于理学的士子们，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以果敢的精神批判自己曾坚信不已的学说。在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当时曾以自己不屈的气节和独特的思想名振大江南北，但后来渐渐趋于沉寂的思想家：李颙。和当时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李颙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国破之恨，但他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或叛王、反朱，或逃于禅林，而是在批判王学末流之弊使人心大坏的同时，采取了一条较温和的路径，合陆王程朱于一体，慨然以“明学术，醒人心“为平生抱负，以期由此倡明学术，使人心振，从而达到国治的目的。李颙的思想还有其他方面，本文试图仅以李颙的“明学术，醒人心”为主干，揭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特定的历史价值以及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一、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 李颙（公元1627-1705年），字中孚，因自署名为“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之为“二曲先生”。作为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全祖望将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名儒”。 李颙的思想是建立在对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批判的基础上的。通过这种批判他要去探寻社会治乱产生的根源，寻求匡时救弊的方法。他的探寻落在了学术上。他认为，人心的正邪是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而人心的正邪又是由学术的明暗决定的，他说：“学术不明， 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讲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之人心”。1在他看来，明王朝的衰亡主要由于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使学术不明所致，所以只有通过倡明学术,使人心正,才能达到匡时救弊的目的。他高度评价了“明学术，醒人心”的重要性：“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故醒人心，惟在明学术， 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2李颙自己正是以讲明学术，提醒人心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 李颙提出“明学术，醒人心”的观点不仅应明亡教训而发，也是对当时学术状况的反思。当时，由于新建立起来的满清政府又蹈程朱末学，八股取士再次兴起，许多庸俗文人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整个学界“所习惟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3李颙作为经剧变又深省察重气节之人，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经书重训，所以维持人心也。学校之设，所以联群会讲，切靡人心也。自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 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 呜呼，学术之晦，至是而极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4 这样，他试图通过对整个学术史的考察来阐明他所倡导的学术。首先，他分析了学术思想与时代问题即道与时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学术发展的特点，并通过对当今时弊的考察，具体标明当今学术的任务。他说： 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药亦异。孟氏而后，学术堕于训诂词章，故宋儒出而救之以主敬穷理。晦庵之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鲜羞恶，而礼义廉耻之大闲，多荡而不可问。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义命，力振廉耻，使义命明而廉耻兴，则大闲籍以不逾，纲常赖以不毁，乃所以救世而济时也。当务之急，莫切于此。5 这就是说，在李颙看来，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每一种学术思想的提出都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都为救时而发，所以时弊不同，学术观点也应随时加以补救。正如人得了病以后，应随病情的发展而给予不同的药物治疗，否则达不到治疗效果。所以他认为，无论是程朱的主敬穷理，王阳明的致良知，还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中冯少墟的敬修止善都有他应时而发的特定价值，当肯定之。但这些学说之所以后来或堕于支离葛藤，或只知谈本体而略工夫等，是因为时代变了，而作为救时之对策的学术思想却不知随时加以应变。李颙批判晚明以来学风空疏及当今学术不晦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这样实际也为自己提出救时之对策埋下了伏笔。李颙认为，当今时代，人们“昧义命，鲜羞恶，礼义廉耻之大闲，多荡而不可问”，所以作为应对之策的学术应“力扶义命，力振廉耻，使义命明而廉耻兴。”这样才能使人心正，使国家治。那么，应以怎样的学术达到这一具体目标呢？李颙具体分析了宋以来理学与心学的分野及其特征，指出理学与心学互补互动以形成真正救时之学术的必要，他是这样分析的： 周、程、张、朱、薛、罗、吕、顾、高、冯、辛乃孔门曾卜流派，其为学也， 则古称先笃信圣人；陆、吴、陈、王、心斋、龙溪、近溪、退溪、海门乃邹孟学派， 其为学也，切己自反，不靠见闻亦不离见闻。吾儒学术存此两派，犹异端禅宗之南能北秀，各有所得，合并归一，学斯无偏。6 由此，他指出程朱理学重古人遗训，笃训圣人，而陆王心学反身内求，不靠见闻又不离见闻的特征。即二者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所以不应抑彼取此。他对朱熹、陆九渊的评价也反映了这一点。他说： 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中最为儆切，令人于言下爽畅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不可以轻低昂者也。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善学也。7 所以，他说“故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8 但是，从实质上看，李颙更推崇的还是陆王心学。他在评价陆九渊的《象山集》时说：“先生在宋儒中，横发直指，一洗诸儒之陋，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9 正唯此，他着重批判的是“辟陆尊朱”派。他认为不可否认，自从孔子以“博文约礼”之古训，上接“虞廷精一之传”（10之后，千载以来，渊源相承，只有朱子得此真传，确守不变。朱子平生，“自励励人”就是以“居敬穷理为主”11的。所谓穷理也就是“孔门之博文”，12而“居敬”就是“孔门之约礼”，13 “内外本末，一齐俱到，此正学也。”14在李颙看来，尊朱并没有错，但错在尊朱的同时辟陆，他认为，正是由于辟陆尊朱，所以“考其所谓尊，不过训诂而已矣，文义而已矣”，15即仅仅是朱子末学的支离箍蔽之陋。也就是说，陆学的高妙处正在于立本、主内，如果辟陆，则于本不立，于内不主，剩下的只有训诂、文义，所以他以假设的方式和设问的语气说：“象山若疏于朱，而其为学先立乎其大，峻义利之防，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今之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区区语言文字之末，辟陆尊朱，多见其不知量也。”16因此，他对陆九渊“先立乎其大”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 说“能先立乎其大，学向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领。舍本趋末，靠目外索，支离葛藤，惟训诂是耽，学常无所本，便是无本领，即自谓学尚实践，非托空言，然实践而不先立乎其大者，则其践为践迹，为义袭，譬诸土木被文绣，血脉安在”？17这样，李颙通过对程朱与陆王之学的分析。建立了他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就是，以陆王之学为本，象陆九渊那样“先立乎其大”， 同时又不舍程朱之学，并在此基础上“尚实践”，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事务，并躬行之，才是真正提醒人心的学术。可以看出，李颙虽自谓“仆学兼采众长”18但仍是以陆王心学为本的。 既然李颙以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相资，并以陆王之学为本的方法构筑其学术的一部分，那么他具体指的是心学及理学的哪一部分呢？这就是“以致良知为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去欲为工夫”。19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