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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531—约595），字介，梁朝建业（又称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南北朝时著名教育思想家。 自青年起，颜之推即周旋于官场，“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欧阳修语）的混乱政局，使他数易其主，一生颠沛。但颜之推博学多洽，又于笔耕颇多留心，故其一生著述甚丰，有《文集》三十卷、《承天达性论》、《训俗文字略》一卷、《急就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诫杀训》一卷、《七悟》一卷、《稽圣赋》三卷、《证俗音字》五卷、《还冤志》三卷、《集灵记》二十卷。其中，流传至今者唯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两书，《急就章注》、《证俗音字》和《集灵记》尚有辑本，其它诸书，均已亡佚。 《颜氏家训》写于南北朝，但从其“吾已六十余”，“今虽混一，家道罄穷”（《颜氏家训· 终制》。以下凡引是书只注篇名）的话头看，《颜氏家训》之成书又当在隋统一中国之后。《颜氏家训》共有七卷，二十篇。它们依次是：卷第一，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共六篇；卷第二，风操、慕贤共两篇；卷第三，勉学共一篇；卷第四，文章、名实、涉务共三篇；卷第五，省事、止足、诚兵、卷生、归心共五篇；卷第六，书证共一篇；卷第七，音辞，杂艺、终制共三篇。其中，教育思想最为集中的是“教子”、“勉学’、“涉务”三篇。 《颜氏家训》可见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由赵善惠监刊的本子。以后又有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明程荣汉魏丛书本，清康熙五十八年朱轼评点本，清雍正二年黄叔琳刻《颜氏家训》节抄本，清乾隆五十四年卢文 刻抱经堂丛书本，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本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又将《颜氏家训》纳入《诸子集成》一书予以刊行。1980年，上海古籍山版社出版了由王利器集校的《颜氏家训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于正文二十篇之前加有“叙录”，正文二十篇之后又有三个附录：一、各本序跋，二、颜之推传（《北齐书·文苑传》），三、颜之推集辑佚。此本为今校订最精且又易见的本子。 《颜氏家训》一书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颜之推是通过对人性问题的展开来论述教育作用的。 在人性问题上，《颜氏家训》恪守董仲舒“性三品说”的樊篱，主张人有上智、下愚和中庸的差异，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它所言“上智”实与孔子之“上智”一样，都是“虚悬一格”的。而从事农工的劳动人民列属下愚，虽予教育也徒劳无益，无补于事。而一般的非工农子弟，包括士大夫子弟，基本属于“中庸之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天赋条件，教育与否以及教育之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后天发展，所以，教育应该而且必须面向“中庸之人”，所谓“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白美其矿璞”（《勉学》）是也。 《颜氏家洲》说：“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尔”（同上），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就在于使学者“多知明达”。所谓“多知”，就是见多识广，知识丰富，所谓“明达”，就是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前者是知识问题，后者是能力问题。而“开心明目，利于行尔”（同上），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将其所学体现于行动之中。救育和学习的目的在于使人既能“修身”“为己”，又能“行道”“利世”，而善于“为己”（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有效地“利世”（治国平天下），“为己”是“利世”的基本前提，“利世”则是“为己”的更高目的。 但是，《颜氏家训》更着重论述的是“为己” “修身”问题。在《勉学》篇中，颜之推指出：“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当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因此，士大夫阶层要想图存，就不能身事一主，而必须朝秦暮楚，随例变迁，“竞己栖而择木。”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士大夫阶层的国家观念、忠君观念淡薄。从保证自我生存的个人主义思想出发，《颜氏家训》特别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问题上，《颜氏家训》的观点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二）论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 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是《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颜氏家训》中，其第一卷的《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等五篇，论述的全都是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问题。 1．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的重要性。《颜氏家训》认为，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在人的成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序致》）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 第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颜氏家训·勉学》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儿童年幼，心理单纯，精神集中，记忆力强，而成年之后，思想复杂，多有牵扯，精神反不如幼童阶段集中，所以，学习效果也会差些。颜之推还现身说法：“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同上）所以，“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同上） 第二，幼童之可塑性大，易于潜移默化。《颜氏家训》指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对，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慕贤》）一方面，幼童“神情未定”，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环境或坏朋友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一旦幼童“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教子》）；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幼童“神情未定”，因而也很容易接受好的教育，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同上） 基于以上思想，《颜氏家训》主张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越早越好：“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同上）《颜氏家训》还提出了“胎教”的主张：“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生子咳 ，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同上） 2．在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中，必须将爱子和教子紧密结合起来。《颜氏家训》指出，爱于是人之常情，本亦无可厚非，但如果只爱子不教子，或将爱发展到溺爱娇惯的地步，则是非常错误的。子女“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同上）的做法，只能使之成年之后“暴慢日滋。”“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咨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同上），如此养子教子，终会铸成大错，悔之莫及。 《颜氏家训》主张，在孩子面前，父母应当既有爱心又要庄重严肃，“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同上）对于子女，父母不能偏爱，不应厚此薄彼；“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由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同上）值得注意的是，《颜氏家训》还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棍棒式的强制性惩罚措施也是必要的：“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治家》），在儿童不听教诲和犯了大错之后，必须对其“苛虐于骨肉”，“楚挞惨其肌肤”。（《教子》） （三）论士大夫教育 《颜氏家训》对士大夫阶层中的不学无术现象和空疏虚妄的学风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的许多贵游子弟恃其家世庇荫，身着奇装异服，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养尊处优，腐败无能，对此，《颜氏家训》多有揭露：“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声，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佘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涉务》）许多贵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弟，则顾人答策，三九公讌，则假手赋诗。（《勉学》）这些士大夫吃喝玩乐，也的确快乐。但是。一经离乱，这些人便只会落得一个颠沛流离，转死沟壑的下场。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士大夫读过一些书，有一些知识，但是，他们所学又多为空疏虚妄者：“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坐谈学问，脱离实际的士大夫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空言材性的玄学清淡者。他们脱离实际，好作幽远之思，一及玄学，便说古道今，旁证博引，扬扬洒洒，如数家珍，而实务临面，却唯有瞠目：“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另一类则是死守章句唯诵师言的冬烘。他们著书作文，废话连篇，简明不足，繁琐有加，迂阔悖时，又自命学问，而一旦“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勉学》）他们“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旨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同上) 《颜氏家训》指出，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不外六个方面：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军旅之臣；四、藩屏之臣；五、使命之臣；六、兴造之臣。对于个人来说，要成为六个方面的全才是困难的，但要专精一职，成为治国专才则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士大夫阶层是文安邦，武定国的中坚力量，因此，士大夫教育就必须将目的落实到培养“德艺周厚”的统治人才上面去。与之相应地，教育内容也必须包括德艺两个方面。 在“德”的教育方面，《颜氏家训》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将孝悌仁义作为士大夫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经邦治国的士大夫，必须恪守仁义的规定。 在“艺”的教育方面，应以文为主，杂艺为辅。“文”包括儒家的经典《五经》和百家之书。有鉴于当时士风衰坏，轻视读书的现状，《颜氏家训》极论读书之益，以唤起人们对读书的重视；“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勉学》）作为教育内容，《五经》在士大夫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立身处世之基，又是文章写作之源：“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序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文章》）同时，《五经》虽然非常重要，但若一味囿于《五经》又未免狭隘，故应兼及百家之书。不涉群书，不得博闻，终日荧荧于经纬义疏之中，决不能成为真儒而只是俗儒而已：“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勉学》） “杂艺”是指士大夫阶层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多种技艺，它包括书法、算术、医方、绘画、抚琴、弈棋、射箭、投壶等。学习杂艺既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又具有实用价值，因此，应于学文之余辅以杂艺。但是，对士大夫来说，杂艺只可兼习，不可专业，只应粗知，不应精通。例如，算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杂艺》），医方也只限于“微解药性”，使“居家得以救急”（同上）即可。按照《颜氏家训》的观点，学习杂艺主要在于闲暇娱乐，陶冶情操，而不在于应用，而“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同上），专精一艺，一旦闻名，必会为地位更高的人所役使。 难能可贵的是，《颜氏家训》一反封建士大夫轻视农业生产劳动和农业生产知识的传统而重视对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涉务》），认为“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山。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同上）不过，《颜氏家训》也只主张士大夫粗识农务，“知稼穑之艰难”即可，而反对弃学从农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颜之推身历三朝，对世事沧桑，人情世故体会很深，故于《颜氏家训》中也提出了一些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如“少欲知足”、“无多言，无多事”、“虑祸养生”等等，这已同积极进取，成仁由义的儒家思想相去甚远了。 （四）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1．论学习态度。《颜氏家训》非常重视学习态度问题，认为学习态度直接决定着人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效果。它对于人的学业成就和道德养成具有重要意义。《颜氏家训》指出： （1）学习是为了修身立名，而不是为了做官、窃名和充当谈资。“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勉学》)。通过学习才能心开目明。所以，学习要首先端正态度，将学习目的指向“修身利行”上面去，而未可将学习作为增加谈资，显示学问或谋取官职的工具，“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同上）学习不是为了“求名”，更不是为了“窃名”，而是为了“立名”，为了“修身慎行”，广普善道，将德行推广到千万人之中去。 （2）学习应当虚心，不可骄傲自大。学海无涯，知识无限，故人之学习也是一个不断充实不断提高的过程，未可骄傲自满，不求再进。而且学习的目的就在于“修身利行”，而不是露才扬已，显示学问，所以，即使有了一点知识也不应该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勉学》） （3）要珍惜光阴，不失时机，刻苦学习，以至终身。《颜氏家训》之重视早期教育已如前言，于此不再赘述。《颜氏家训》认为，即使少年失学，亦未可自暴自弃，成年从头学起，同是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即使是盛年失学，亦未可因循苟且，以老废学：“人有坎壕，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同上）《颜氏家训》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事例，劝人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以至终生：汉代公孙弘40岁才读《春秋》，朱云40岁才学《周易》、《论语》，晋朝皇甫谧20岁才开始学习《孝经》等蒙学教材，但最后都大器晚成，成为一代名儒。 2．论学习方法。在《颜氏家训》中，有关学习方法的论述较多，除集中反映于《勉学》篇之外，《风操》、《文章》、《涉务》诸篇亦间有论述。《颜氏家训》提出的学习方法主要有： （1）勤学博学。《颜氏家训》特别强调学习必须勤勉，反对高谈虚论，坐谈玄远的恶劣学风，指出，“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 （《涉务》）这里列举了苏秦（“握锥”），文党（“投斧”）、孙康（“照雪”）、车胤（“聚荧”）、儿宽（“锄则带经”）、路温舒（“牧则编简”）等生动的古人勤学故事，来说明勤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勉学》篇还列举了一些当时的勤学之人：“彭城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获尺寸折之，燃明夜读。义阳朱詹，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人在智力上是有差别的，但只要勤学不倦，都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钝学累功，不妨精熟”。《勉学》只有勤勉，才能博学；只有勤勉。才能对知识“皆欲寻根，得其原本”（同上）。 《颜氏家训》也很重视博学，认为“学者贵能博闻”，反对道听途说，偏信一隅，“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同上）博学的目的在于有利身行，有利涉务，所以，博学必须要有“指归”要会”，博学的内容必须是实学，而那种“书卷三纸，未见驴字”的博士之学风只能令人气塞!所以，真正的博学，应该是“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同上） （2）师古眼学。汉人盛行师法家法，故甚重视学习典籍。魏晋以降，玄学兴起，重清谈轻典籍，道听途说已成当时学风。颜之推对此深恶痛绝，转而提倡师古和眼学的学习方法，认为，典籍所载，都是古人实践经验的结晶，学习典籍，认真借鉴古人的经验，不仅经济，而且易于减少片面性，“不知学古人，何其蔽也哉!”（同上）师古并不仅限于学习统兵、理政、治民、办案等统治经验，“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同上） 眼学也很重要。耳闻易失真，眼见方为实，一味道听途说，专靠耳闻而得，往往经不起推敲和考察，所以，“谈说制文，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同上）当然，耳受也可以扩大知识，拓展视野。 （3）切磋琢磨。《颜氏家训》说：“《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但优于我，便足贵之。”（同上）读书需要切磋琢磨，以利相互启明，文章写作也需要切磋琢磨，“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文章》）这是一种虚心好学的好作风。 中国古代一直就拥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颜氏家训》问世之前，即有马援的《戒兄子严孰书》、诸葛亮的《戒子书》，杜预的《家诫》等家教专篇，但是，家教专著的出现，当以《颜氏家训》为标志。 《颜氏家训》是一部思想混杂、瑕瑜互见的教育著作。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它重视教育在人的后天养成和安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目标面向培养既能“修身”为已”，又能“行道”“利世”的统治人才上面，同时，又将教育和学习作为“不为小人”，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取功名富贵，使人成为统治人民的“劳心者”的手段。在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上，它高度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指出儿童“精神专利”，易于背诵经典，这一观点已为现代心理学关于儿童语言学习敏感期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关于爱子和教子相结合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颜氏家训》又不放弃棍棒教育的主张，认为棍棒教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这又使其家庭教育和幼儿教育思想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在士大夫教育上，《颜氏家训》对醉生梦死的贵游子弟进行了非常激猛的抨击和揭露，批评了远离现实的清谈派和食古不化的冬烘的恶劣学风，极力宣扬实学知识的价值，极力主张士大夫应该成为以《五经》为根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重视为一般士大夫阶层所鄙视的“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士大夫于“杂艺”和农业生产知识涉足太深，这说明《颜氏家训》依然没有冲出儒家轻视百工和农业生产，主张“君子不器”的思想樊篱。另外，其“少欲知足”、“无多言，无多事”，“虑祸养生”等主张，明显是一种贵柔守雌，明哲保身，求生图存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颜氏家训》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教育在保证个体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将教育的个体生存功能放在首位，而相应地忽视了教育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这是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魏晋南北朝的政局在《颜氏家训》中的具体反映，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 《颜氏家训》不是以其深刻的思想立于教育名著之林的。它却内容丰富，结构完整，通篇“实话”，举凡立身、治家、处事、为学无不涉及，俨然是一部为人处世的百科全书。正如范文澜所言：“《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评价很高。诸如：“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盲言龟鉴，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辩析援证，咸有根据；自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即颜之推之子辈）而已”。 “乃若书之传，以褆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 “余观《颜氏家训》……，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足令顽秀并遵，贤愚共晓”。 从这些历代学者对《颜氏家训》的评价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颜氏家训》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顾 春）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