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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大学"教育指的是最高层次、最完善的教育。朱熹的《大学章句》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戴礼记·保傅》说：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白虎通义》"辟雍"说："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术。"这"大艺"、"大节"、"经术"，主要是指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治人之术，也就是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文章，记述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特别是曾子论＂礼＂的教育的思想，其主旨即在说明"大学之道"，即大学教育的目的、内容、步骤、方法及指导方针，可以说是儒家教育的纲领性论著，是一篇中国古代论述修身治国的佳作，不仅充满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和伦理观，而且洋溢着古代儒家学者治学修身的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朱熹认为《大学》的"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言而门人记之" 所以基本上是儒家思孟一派的作品。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也认为《大学》是属于"孟氏之儒＂的著作，他断定为"乐正氏之儒的典籍"。 现行的《大学》共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郑玄所注《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全文，王守仁尊之为"《大学》古本"。（2）由程颢、程颐兄弟及朱熹所改定的"大学章句"本。（3）魏正始四年刻的"三体石经"本，亦称"石经大学古本"。 我们分析《大学》的教育思想，一般采用朱熹的《大学章句》 本，这是因为《大学章句》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定教本，直接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实际指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实践，并且也基本继承了前期大学教育的积极成果。 关于《大学章句》的源流，朱熹在《记<大学>后》一文中说，《大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在《大学章句序》中，他说：《大学》是曾参"作文传义，发明其意"。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次其编简，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二程全书·程氏经说》卷第五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两兄弟各改各的，彼此不同。朱熹又因二程遗说，"复定此本"，其中有些章从程本，又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是朱熹自定，特別是第五章"格物致知"，由朱熹"取程子之意"而强行"补传"，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把《大学》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并认为"传"的部分"旧本颇有错简"，因此，他"因程子所定"。对其基本结构、各章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并予以说明。朱熹认为，这样一来，《大学》就"序次有伦，义理贯通，似得其真"了。 在宋儒以前，《大学》在儒家思想学术中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的，由于它论述了儒家为学治世的基本原理、原则、方针、步骤和方法等，所以中唐以后，出于反对佛老、树立儒家正统学术地位的需要而逐渐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唐代韩愈、李翱始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推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 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朱熹则说："《大学》之书，大学教人之法也。"《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又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这就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是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还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这种说法是十分新奇的。朱熹所以要如此尊崇《大学》，其根本原因在于宋儒以前的儒家的学术讲论一直缺乏贯通一致，在形而上的领域内有所说明的指导大纲，因而在与佛道的斗争中显得无力，而《大学》的修身以治人之道正好填补了佛道修身出世的理论缺陷。 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与"传"两大部分。认为第一章"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后十章是"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而"传"的部分又分为两部分："前四章总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 考《大学》全书的文字结构，我们归纳为两大部分： （1）"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理想目标。 （2）"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为过程。 这两大部分的关系是"明明德"（自明）与"修身"相对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都是"修身"份内的事，不能视同纲目旨趣。"亲民"（包括"亲亲"与"亲民"）与"齐家"、"治国"相对应；"止于至善"与"平天下"相对应，这样，教育的纲领与教育的具体过程和措施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了。特作图示如下。 由此，试评介《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教育论与政治论的统一 强调教育与政治的统一，教育直接为政治服务是儒家教育的传统，也是《大学》的基本精神。在《大学》中，教育过程与政治过程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人的培养和完善过程，是一个社会政治伦理从内化到外化的人的社会化过程，而社会的政治又是一个教育和改造所有人的过程，教化的过程。从"三纲领"来看，教育的最高目的即是政治的目的，是完成政治的目的，为政治服务。"明明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亲民"，即教化、改造人民；而"亲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淑世济民，就是要"止于至善"，建立美好的理想社会。而政治目的的实现，就是天下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教育和培养："明明德"。一旦每个人"明"了其"明德"，则是理想社会自然实现之时，不再需要其他过程来完成。"三纲领"的宗旨即是道德修养与政治施为合谐统一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也是儒家"修己治人"之道的概括，是儒家内圣外王人生哲学的具体化。从"八条目"来看，政治过程的具体措施与教育过程的具体施为，更是具体地紧密相连："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回还往复的文字，并不是简单的玩文字游戏，也不是单纯强调其过程和步骤，而是从教育和政治两个不同的出发点，论述了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是从社会的理想和政治的要求出发，论述政治对教育的依赖和指导的关系，这就是朱熹解释的"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而"致知在格物"，则是从教育论出发，论述了教育对于政治的基础作用。一个"先"一个"而后"，将教育过程和政治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具体地联系起来，互为因果，互为手段和目的，互为存在的条件。这种严密的思维逻辑，深刻地表达了儒家社会政治文化一体的基本精神，表达了教育必须为社会政治服务，社会政治必须依靠教育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原则。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代的正统教育，对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都是有着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没有脱离社会政治过程的教育，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将教育过程与政治过程统一起来，正是对教育提出了具体严格的要求，又保证了教育的发展，这正是从根本上重视教育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代王朝都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教条，把教育放在国家政治的首要地位。 （二）伦理道德教育的实质 伦理道德教育的精神贯串在《大学》教育纲领的始终。在《大学》的体系里，道德对人的生活及价值具有本源的意义。《大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因此，伦理道德既是政治的核心，又是教育的根本。从教育过程来说，伦理道德教育既是教育的起点，又是教育的归宿；既是教育的依据，又是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既是教育的过程，又是教育的目的。整个《大学》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构成了一个自生自成、自我说明的封闭体系。 "三纲领"的起点是"明明德"，而这个所要明的"明德"，就是《康诰》的"克明德"，《太甲》的"顾諟天之明命"，《帝典》的"克明峻德"，都是指的"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也就是说，这所要明的"明德"，是先天完善和自足的。它的实质则是儒家思想的性善论的推衍，是农业文化的重人本色的归纳，这个"德"，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它是自然农业的生产关系的总合，但它又能依靠人的本能、依靠天赋之德本身的力量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实现人的完善和价值。因此，教育的内容、方法、目的等，都能在那本来的"德"中找到根据。"亲民"则是"明明德"的自然外化，是使人明"明德"的过程。朱熹解释说："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强迫的外力过程，而是一个使人内在的先天道德觉醒的过程，是一个德治仁政的教化过程。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止于至善"，而这所谓"至善"的社会也是一个和美的理想的人伦社会，是"事理当然之极"(朱熹"章句")："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仁"、"敬"，"孝'、"慈、"信"并不是对不同人的片面要求，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的统一要求。因为，比如一个人，他可以是臣下的君主，但又是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别国君主的朋友等。因此，这都是社会的准则，而这都是"德"的规定，是"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以沟通天人的根据，因此，教育的起点和终点、过程和内容、目的和方法都统一到了伦理道德上。教育的完成就是伦理道德的完成，也是政治过程的完成。 "八条目"的起点是"格物"，而所格之"物"，正如历代儒家学者所强调、不少近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主要内容并不是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任何问题、事物、事情，而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伦常道德。而"知至"的"知"是"知止"、"知本"，并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性认识。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便于"诚意"、"正心"，培养道德情感。而"修身"的核心也是一个伦常之"身"，其主要标准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修身"为"本"的"末"，是修身的自然结果和外化。"齐家"的主要内容是"孝"、"弟"、"慈"，这又正是"治国"的根本："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而"国治"的主要内容又是"兴仁"、"兴让"。这样，家国一体、天下一家，治国如齐其家。"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就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最高的目标统一于"止于至善"的理想人伦社会，实则整个过程又完成于伦常道德的建立。 《大学》所贯彻的这种伦理道德教育的精神，正是儒家教育的优良传统，它现实地反映了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维系起来的宗法制自然农业文化的要求，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一直指导着教育的实施。 （三）修己治人的教育过程论 《大学》所提山的"三纲领"、"八条目"的教育程序，充分体现了儒家学术讲论的根本宗旨："修己治人"之道。这正是儒家学者批判佛老的核心武器。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修己"与"治人"也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过程，可以说是教育过程与政治过程相统一的精神在具体的人的培养过程中的体现。"修己"是教育自己，"治人"是教育他人。"修己治人"的过程是一个教育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修己"是"本"，治人是"末"，"治人"是"修己"过程的自然外化，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而对于所治之人来说，又是一个"修己"的过程。这就是"修己治人"之道的核心。 由"三纲领"所论的教育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目的来看，"明明德"当然是修己，是教育自己，而"亲民"则是治理他人，是"治人"。"亲民"即"新民"，使民"新"，亦即使民明"明德"，这即是朱熹所解释的："新者，革其旧也。言既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因此，"治人"对于所治之人来说，又是一个"明明德"的过程，政治过程又是一个推己及人的教育过程。再进一步，"明明德"，"亲民"都是为了淑世济民、开物成务，治理天下，建成美好的理想社会。在"八条目"的程序设计中也贯彻着修己治人的精神。"修身"即是修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份内的事，"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治人。自古治国始齐其家，"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自然外化。"孝"即能"事君"，"弟"即能"事长"，"慈"则能"使众"，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都是与自己的道德修养一脉相通的。这也可说是中国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社会结构的必然要求，因此，《大学》特别强调"八条目"中"修身"为本，是"八条目"的核心，身修自然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贫戾，一国作乱。"因此《大学》要求"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教育过程中，使个人、家庭、国家政治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不仅如此，《大学》还提出了以推己及人为核心的为学修行的基本方法--"絮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即是说，治国治民，都应该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推己及人而行事。 （四）肯定主体价值的自我教育观 《大学》所阐述的教育范畴，基本属于自我教育的范畴。三大纲领的起点是"明德"，这个"明德"是从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推衍出来的。朱熹解释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由此看来，"明德"即是人天生即具的完美本性。这种"明德"，不仅具有人的一切美好品德的根底，而且有使人的所有美好品德发展完善和充分实现的本能。大学教育，就是要使人天生即具的"明德"，依靠人的自觉的主观力量，即这个自天而来的"明德"本身而发扬光大。这就要在心性中下存养的工夫，这就是一个从自己开始的自修的过程，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大学》正是由此而提出了一个从自己做起，以自我反省、自我教育为基础的、推己及人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纲领的。 从"八条目"来看，格物致知是八条目的起点和基础。虽然朱熹说过，"格物"即是"即物而穷其理之义"，而朱熹之后，王阳明则认为格物乃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即主体的建立和肯定才是第一位的。清代朴学家阮元也说："格物与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义，非有二解也"。 近人杨向奎先生也同意这一说法，并认为"如果也把《大学》的原文分为经传，"则原文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应当是格物章的注解。 ②从《大学》通篇的本意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倾向来看，阮元解释和杨向奎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格物"("知止"、建立自我目标，肯定自我价值)而后有"定＂，从"定"到"静"、到"安"、到"虑"，"虑而后能得"，这"虑"而"得"便是"知至"了。这说的正是以存心养性为起点的自我教育，深为后世理学家所推崇。 "慎独"的方法是发挥主体能动作用以自己教育自己的根本方法。它要求一个人在没有周围的人监督的情况下，能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自己的言行"不逾矩"，不违反道德行为准则，是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大学》把"慎独"作为培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即"诚意"和"正心"的根本方法，即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又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厌然， （与"掩"同义）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慎独"的核心就是时刻要求自己、警惕自己，使自己随时处在主体的自觉状态中，从而肯定自己的价值，这也就是自修。所以《大学》说："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这种以自我反省为中心的自我教育，在教育过程中的确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朱熹解释说："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而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总之，教育是一个自教自得、自我振作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自我修持，自我实现的过程。 （五）教育认识论 《大学》从"格物"的实际教育着手，到理想境界的"天下平"的实现的过程，前后连接的八个环节里，实际存在着教育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 1．认识阶段。《大学》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从认识开始的。事物本身存在着事理，即道理，社会现存的一切都有其"所以然"之理。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要使人与整个人类的环境和谐并进、与社会一体化的过程。因此，对社会的认同是第一步。这就是"格物"以"致知"。朱熹"取程子之意"所补写的格物致知章是思盂学派的"精义"。这就是由'格物"而"致知"的过程。而这个"知之至"有两层意思。 一是"知本"，即知道教育的着手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大学之道"）矣"。而这"本"与"末"，在"三纲领"中则是指"明德为本，新民为末"；"大畏明志，此谓知本"。（朱熹解释说："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在"八条目"中，则是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二是"知止"，即了解教育的最高目标并予以认同："止于至善"，即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这也是学习的先决条件："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认为，"知之则志有定向"，"心不妄动"，"处事精详"，"得其所止"，也就是说，从理智上认识教育过程的最高目标，具有心理导向的作用，是达到目标的心理保证。这就是"知止为始，能得为终"。 显然，"知本"和"知止"讲的都是认识问题。虽然，从思孟学派的思想倾向和"八条目"的关系来看，"物"和"知"并不是指生产劳动所接触的一般事物或自然之物及其所知，而是指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的行为，这是"物"、"知"观的狭隘性。但是，从道德、政治修养的角度来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当然也是应该"格"，应该"知"的。并且，提出这一命题，不管怎样解释"物"和"知"，它总是从物到知的，是符合道德和政治修养的某些客观规律的。修养是一种自我教育过程，当然必须依靠人们的主观努力，亦即自身发展着的各种内部条件。只有首先通过"格物"，"致知"，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提高道德认识，进而调动主观能动性，形成自我教育的信念。这种把教育过程首先建立在"物格"、"知致"基础上的思想，就是把"知"作为知行过程的开端，要求人们从掌握和熟悉现存的社会规范入手，进而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是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的。 2．情感阶段。"诚意"和"正心"讲的都是道德情感的培养问题。情感是在对事物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产生的，是对事物的态度和意向。《大学》把"诚意"正心"放在"格物"致知"的自然逻辑过程之后，作为道德教育过程的第二阶段，表明作者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情感过程在教育过程中的必然和必需。《大学》把"诚意"作不自欺欺人解，把"正心"解释为勿为杂念动情。即"正其心者，身有所忿 ，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一句话，要求人们在认识的基础上，以理智统帅情感，以培养积极的道德情感。 这一命题也包含着某些符合教育和修养的客观规律的合理因素。人们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运用道德概念、道德信念进行道德评价，进而不因忿 、恐惧、好乐和忧患等情绪产生偏颇，从而形成"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能爱人、能恶人"的爱憎分明的道德情感，这对道德修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道德认识只有经过内化为道德情感之后，才会变为道德意志和自觉的道德品质。过去有些学者把"诚意""正心"理解为"去人欲"，那是禁欲主义理学家制造的迷雾所致。联系上下文来看，《大学》并不主张"去人欲"，而是要"防情偏"。《大学》认为，人的情感都是有偏颇的，要使人的情感成为合乎道德要求的情感，就不要从个人的好恶来进行道德评价，而要从社会的道德要求出发，理智地衡量自己和衡量别人。这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的理智的完成。 3.力行阶段。《大学》把身体力行，躬身践履作为人的教育过程的完成阶段。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德治"，是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贯穿着力行的原则，它们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大学》篇关于教育过程的认识论，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把社会的政治过程和要求与人的社会化过程，人的教育过程联系起来，既注意了社会化要求，也基本符合受教育者"知"、"情"、"意"、"行"的思想内部矛盾发展转化的过程，是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理论意义的。 总之，《大学》所提出的教育理论体系，已经呈现出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其显著标志即是在《大学》的体系中，目的、程序、内容、方法都是有机地相统一的。纲领中的"明明德"，即是条目中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内的"修身"；"亲民"，按二程的解释，包括"亲亲"和"亲人"两种意义，即是"齐家"与"治国"、"止于至善"即是"平天下"。而且每一步骤都有具体的方法说明。"纲领"与"条目"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如此，"纲领"和"条目"的每一步又都互为内容、步骤、目的和方法，每一步又都能作为出发点而解释整个过程，每一步都既是起点，又是归宿，这是其统一性的核心，从而又使《大学》的体系具有了教育哲学的性质。（冯晓林）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