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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也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在《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全文大约5000余字，包括11个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说，古代的《乐记》共23篇，这23篇的篇名都记载于他的《别录》一书中。《别录》一书虽已失传，但唐代的孔颖达作《礼记注疏》时说，《别录》所载《乐记》的全部篇目，当时还"总存焉"，从孔颖达的记载看，这23篇除上述11篇之外，还包括《奏乐篇》、《乐器篇》、《乐作篇》、《意始篇》、《乐穆篇》、《说律篇》、《季札篇》、《乐道篇》、《乐义篇》、《昭本篇》、《招颂篇》、《窦公篇》等12篇，这12篇已失传。 《乐记》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从古到今，众说纷纭。据《汉书·艺文志》载，古乐早已有了，但后来散失，及秦而顿灭，汉初朝廷"广开献书之路"，像河间献王这样的人，以其地方的力量，搜集古书古乐，他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整理出一部《乐记》来。《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王禹记》24篇，有可能就是河间献王所搜集和整理的《乐记》，它不属于汉代人的新作，而属于"先秦旧书'。至于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二十三篇"，这是怎么回事？ 孙尧年在《<乐记>作者问题考辨》一文中说："《乐记》既入中祕，则推断刘向校得之二十三篇与《王禹记》同属一本，并不为过(惟两本辗转流传，内容难免更动，其不同或不仅一卷之差)。" 他的意思是说，河间献王献书到了宫内（中祕），刘向校书中祕，得之而加以校定，这是很可能的。其中虽有某些更动，但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乐记》应当是河间献王所献的"先秦旧书"。正因为这样，所以它才需要搜集和整理，献上朝廷。 那么《乐记》原书的作者是谁呢？据《隋书·音乐志》，南朝的沈约认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唐朝的张守节也说："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史记正义)》。据此，郭沫若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中，断定《乐记》的原作者是公孙尼子。不过，郭沫若说，公孙尼子有可能是孔子的学生公孙龙，"我疑心七十子里面的'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的怕就是公孙尼。" 而且他也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完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 孙尧年不同意说公孙尼于是《乐记》的原作者，孙认为："《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儒家论乐的综合著作，主要为荀子学派的作品。" 蒋孔阳支持孙尧年的观点，认为："《乐记》所本的原书，是《周官》及先秦诸子言乐事者。它里面，有孔孟的言论，有荀况的《乐论》，还有《易·系辞传》、《左传》、《吕览》以至《礼记》中其他各篇有关的文章。正因为这样，所以《乐记》有许多地方与它们相同。因此，《乐记》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汉初儒者搜集和整理了先秦谈乐的言论、特别是儒家谈乐的言论，综合起来，编辑成的一部著作。它的原作者，应当是先秦儒者，它的编辑者则是汉初儒者。" 我们认为孙尧年、蒋孔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乐记》的成书，可能是在汉初。但它的基本思想，它的主要章节，却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主要是荀子学派同时也吸收了阴阳家等其他学派观点的儒家著作。它是先秦儒家关于"礼乐"思想的代表性的著作。它对乐的特性及教育作用、礼乐结合等方面的认识已达到相当完善的水平。 至于《乐记》被补进《史记》那是在其后了。《史记》的《乐书》，基本上取自《乐记》。《史记正义》谈到《乐书》时说："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意思是说，《乐书》是褚少孙编进《史记》的。褚少孙是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乐记》的传授者王禹也是成帝时的"谒者"。因此《乐记》最后成书，约在汉成帝时代。直到汉末，儒家还在对它进行增补编定。 《乐记》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乐的起源与本质 《乐记》中的"乐"兼指诗、歌、舞三者，但主要以论述音乐为主。 《乐记》认为，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情的，情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乐本》）这打破了以往认为乐是上天赐予或神圣创造的说法，《乐记》认为，外界事物的变化使人的感情产生各种变化，音乐则是这种感情变化的表露。这种感于外物而发的声音，并不就是"乐"。"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本》）这就是说，发出来的声音，要能按照宫、商、角、徵、羽排列变化，形成高低抑扬、有节奏的音调，才能称之为乐。按照一定的音调歌唱、演奏，并举着干（盾牌）、戚（长柄斧）、羽（鸟羽毛）、旄（牛尾）跳舞，这就是乐。"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乐化》）乐的最大特点是"和"。《尚书·尧典》早已有"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思想。郑国的史伯(公元前806一前711年)提出过"和六律以聪耳"的思想，认为诸多声音相异相和才能构成动听的乐曲。（见《国语·郑语》）。孔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强调情感和理智的平衡和谐。《乐化》继承与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乐礼》）音乐犹如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风雨飞动、曰月光照、百化兴焉那样和谐美妙。"论伦无患，乐之情也"。（《乐论》）和谐而不相损害，这是乐的精神! 《乐记》对音乐特征的认识，不仅比《荀子·乐论》前进了一步，而且比西方的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茨的"摹拟说"也更先进、更合理，是其论述乐对人心理的影响作用以及乐的社会教育功能的基础。 （二）关于乐对人心理的影响 1．乐能影响人的情感。《乐记》认为，音乐可以表达情感。"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乐情》）"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化》）音乐是人感情的表现，音乐离不开情感。人生在世，孰能无情，因此人人都需要音乐，"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音乐是人情感的表现，情感能影响音乐，音乐能影响情感，所以不同的情感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中表现出来。"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乐本》）意思是说，引起悲哀的情感时，发出焦虑急促的声音；引起快乐的情感时，发出舒畅和缓慢的声音；引起欣喜的情感时，发出粗暴严厉的声音；引起敬重的情感时，发出直爽庄重的声音；引起慈爱的情感时，发出柔和的声音。以上这六种情感和相应的六种声音的变化，都不是出于人的本性，都是由感于物发生的，引起哀、乐、喜、怒、敬、爱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反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故表达不同感情的音乐也能影响听者的感情，引起听者的共鸣，正如孔颖达在《乐言》疏上写道："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乐记》说："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乐言》）意思是说，人是有感情冲动和认识的本能的，但哀、乐、喜、怒的变化是无常的，受了客观外在事物的影响，才能形成主观内在的情感和认识。所以当微弱充满焦虑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产生了忧心忡忡的情感；当舒畅、和谐、缓慢、平易，内容丰富而有鲜明节奏的音乐流行时，人民便感到安康和快乐，当粗壮、威严、猛起猛落充满激愤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能刚强而有毅力；当庄重、正直、真诚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产生严肃崇高的情感；当舒畅、洪亮、流畅、柔和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会产生慈爱的情感；当邪僻、散乱、淫佚泛滥的音乐流行时，人民易产生淫乱的情感。 《乐记》强调音乐对情感的影响，这是十分正确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当处于革命高潮时期，或处于抗击外来侵略者时期，革命歌曲盛行，人民充满了革命激情，正义感压倒了一切歪风邪气。反之，当靡靡之音或黄色歌曲泛滥时期，许多青少年深受其害，违法乱纪，颓废堕落，严重地影响社会治安。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音乐与情感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奇妙的联系。如美国的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写道："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恐怕不是单纯的喜悦与悲哀，而是与二者或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事物的强度、简洁和永恒流动中的一致。这是一种感觉的样式或逻辑形式。音乐的样式正是用纯粹的、精神的声音和寂静组成的相同形式，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这段话更证明了《乐记》强调情感与音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观点是很深刻的。 2．乐对人的性格、意志的影响。由于音乐是感情的体现，而感情是有个性特征的，所以音乐对人的性格能发生巨大影响。《乐记》举了郑国、宋国、卫国、齐国不同特点的音乐对人意志和性格的影响的例子："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魏文侯》）意思是说，郑国的音乐很复杂，使人意志放纵；宋国的音乐很妩媚，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乐很急促，使人的意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很古怪，使人意志傲慢。以上四种音乐，都是以声色丧志而损害品德的。所以不能登大雅之堂，祭祀时当然不能用这些音乐。《乐记》还说："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师乙》）意思是说，商、齐是两种来源不同、内容也不同的古代歌曲，对人的性格产生不同的影响，熟悉商乐的人，遇事而有果断性；熟悉齐乐的人，见利相让而不争。遇事能果断的解决，是勇敢的表现；见利相让是义气的表现。既勇敢又讲义气的性格，没有诗歌的感染力怎能保证形成呢？果断、勇敢、义气、谦让都是人的性格特征，音乐对这些性格特征是有影响的。《乐记》这种认为音乐能培养和影响人的性格的观点是有价值的。 《乐记》还认为，音乐表演应适合自己的个性特点。"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师乙》)，就是说，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德性来选择歌曲："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师乙》）意思是说，宽厚平静、柔和正直性格的人，宜于歌唱《颂》；胸怀宽大、直率诚实性格的人，宜于歌唱《大雅》；恭俭好礼性格的人，宜于歌唱《小雅》，正直平静，廉洁谦逊性格的人，宜于歌唱《风》；坦率慈爱性格的人，宜于歌唱《商》；温良果断性格的人，宜于歌唱《齐》。《乐记》提出六种性格的人各自宜于歌唱《颂》、《大雅》、《小雅》、《风》、《商》、《齐》六种诗篇，与《诗经》的同名诗篇是一致的。《乐记》的作者在2000年前已经发现了性格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提出什么性格的人宜于唱什么歌曲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孔子曾认识到乐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但没有进行更具体的阐述。孟荀发挥了这一思想，荀子的论述，尤为详细。而《乐记》则大大发展了这种观点，把音乐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的影响，论述得更加深入和全面。 （三）关子乐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 1．乐教能促使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乐记》认为，乐是人的感情对外界事物的反映，而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紧密相联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治世的音乐和安而且快乐，说明其政治太平和谐；乱世的乐声悲怨而且愤怒，说明其世政动乱而不协调；临亡国家的乐音悲哀而又伤心，说明其世政危险、人民困苦。音乐与世政是相互联通的。音乐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社会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一定的音乐反映一定的"世"。有什么样的"世"，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这个"世"包括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况。所以说《乐记》的"乐与政通"的观点和现代人们的"艺术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观点有些接近了。《乐记》说："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乐本》）《乐记》希望统治者关心乐，一方面通过乐观风俗、知盛衰，作为考察时政的手段；另一方面亦可以防范与禁止出现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使"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乐论》）《乐记》从礼乐配合、礼乐并重的角度，论述了乐对辅助政治、维护社会稳定所起的特殊作用。 我们知道，礼是关于"尊卑之差上下之制"等级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这必然是来自外在的对人民的强制和约束。乐是用高低、强弱、长短不同的音阶配合所产生的旋律和谐。《乐记》强调这种"和"的性质企图反映着等级制度的完美性、合理性，试图表现各阶层各阶级之间各守其伦、互不冲犯、上下有序的和谐秩序。希望人们在乐的作用影响下，接受礼所规定的道德伦理规范，从而将人们的伦理同心理协调统一起来。 《乐记》认为，礼与乐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它们一个强调同，一个强调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论》）一个讲"和"，一个讲"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论》）"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乐情》）正是由于礼与乐二者作用不同，所以，在政治伦理上就有不同的影响："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论》）"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乐化》）这即是说，乐偏重于治心，以情感人，以德化人，潜移默化地使人"承听"和顺。礼却偏重于从外在行为上规范人，强制人们去尊守。乐从内，礼从外；乐从情感，礼从理智；乐从潜移默化去感染人，礼从制度规范去强制人。礼乐配合，使人们内则无怨，外则不争，使社会呈现一种所谓内和而外顺的礼乐之治的升平景象。总之，礼与乐各有其本质、特点和作用，同时，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乐论》）过于偏重于乐则使人放荡不羁，过于偏重于礼则使人离而不亲。"乐极则忧，礼粗则偏。"（《乐礼》）乐若超过极限，则招致忧乱；礼若没有节制，则产生邪恶。所以礼乐相辅相成，交互为用，不可分离，共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要手段。 荀子曾对礼乐关系有过深刻的论述。《乐记》继承与发展了这一思想，把礼与乐的关系论述得更加辩证、完善。由于乐具有如此特殊的作用，因此，《乐记》一再强调统治者要利用乐来教化人民，弘扬乐教，以乐治国。 《乐记》认为，乐对人的感情、性格，意志等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必将扩展到人的心理的各个方面，从而对人的道德品质发生作用。"乐者，通伦理者也。"（《乐本》）"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乐象》）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一个人内心的道德品质，可以从乐中反映出来。"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象》）"乐者，所以象德也"，"观其舞，知其德"。（《乐施》）乐是道德品质之花。不仅如此，乐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能起到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乐能"制欲"。人的感情和欲望有时会与"天理"发生冲突，如果不对这些欲望加以节制，就会灭绝"天理"，丧失天赋善性，而乐则是以道制欲的有效手段。乐能表现"天理"能"平好恶"、"反人道之正"。（《乐本》）所以，《乐记》告诫统治者务必要运用乐教来移风易俗，使人欲归其正，"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乐化》）这即是说，乐可以提高人们的内心的修养，平易、正直、慈爱、善良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因此乐在改变人的气质、消除人的欲望、培养人的品德方面，实在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乐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民关系和睦，步调一致，欣喜欢爱，相亲相敬。《乐记》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共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施》）"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象》）此外《乐记》还要求统治者以乐来修身养性，以发出德性的光辉，做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从而使百姓"莫不承听"、"莫不承顺"。（《乐化》） 2．乐教的内容与方法。《乐记》强调对音乐内容的控制和挑选，才能进行有成效的乐教。它认为，不是所有的音乐都能对人民起到好的教育作用的。应当选用先王所制的"礼乐"、"德音"来教化人民。"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魏文侯》）德音包含了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乐化》） 《乐记》认为乐教应包含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道德教育。《乐记》强调用"德音"来施教，使人民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乐化》）以乐教来辅助德育，是乐教的主要任务。《乐记》说："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只有音乐是不能作伪的。音乐是品德的花朵，是品德的声音，是人的德性的真实的表现，是人的真情的流露。音乐既有披心露腹的抒情作用，又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音乐能感化人心，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并进而形成道德行为习惯。总之，《乐记》认为音乐有助于道德教育。 第二，音乐知识教育。《乐记》中的乐，是诗，歌、舞三种文化的总汇，它包含着许多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艺。如"钟鼓管磬，羽管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乐论》）"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乐象》）进行乐教的过程，也是对人民传授音乐文化知识的过程。 第三，情感教育。《乐记》认为，乐与人的感情密切相关。乐既是人们感情的表现，又能对人的感情发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进行乐教的过程，也是对人民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 《乐记》认为，乐教一定要与礼教相结合，因为礼乐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补充的，所以应用平和的、发自内心的、近乎仁的乐来关怀引导人民百姓，同时又以区别差异的、发乎于外的、近乎义的礼来要求教导人民百姓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 《乐记》强调，乐教与礼教相结合，要在特定的场合下进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化》）君臣在宗庙里祭祀列祖列宗，一起倾听反映尊卑贵贱的音乐，才会在君臣之间产生"和敬"的效果；在族长乡里的特定气氛中，同族老幼在一起倾听反映长幼有序的音乐，才能获得"和顺"的效果；在家族闺门中，父子兄弟在一起倾听反映父慈子孝的音乐，才能获得"和亲"的效果。《乐记》认为人的声音与人的感情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所以通过音乐上声音的和谐一致，可以达到人们感情上的和谐一致。"审一以定和"，即是说，音乐演奏，应当审定一个中声，不过高，不过低，演奏起来，自然"和"。音乐的声音和谐，它所产生的效果，打动的感情，也自然和谐。所以《乐记》希望通过音乐演奏的声音，来使本来不"和"的"父子君臣"能够"和谐"起来。《乐记》所谓"立乐之方"正在于此。这便是《乐记》阐述的乐教的方法和途径。 总之《乐记》继承与发展了孔子以来儒家关于音乐的特征、乐教的功用以及内容与形式、美与善、礼和乐等关系的思想，在阐述"心物感应"的乐的本质方面，在论及音乐对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活动的影响方面，在突出音乐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方面，在强调音乐对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社会作用方面，在注重礼乐并重"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基本思想比在它之前的儒家著作中都更明确、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教育思想的论著，至今仍未失去其灿烂的光辉。 在西方，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有乐论专著《论音乐》，惜已失传，其思想面貌不得而知，无法与《乐记》比较。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有论乐思想，但很不系统，远没有《乐记》这样丰富与完善。古罗马裴罗德谟的《论音乐》虽是一部乐论专著，但其主旨在于批判与否定古希腊音乐美育论，而未正面树立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乐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古代音乐思想史及音乐教育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但《乐记》把音乐当作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的工具。《乐记》希望通过音乐教育使"官序贵贱各得其宜"，要"示后世也有尊卑长幼之序"。《乐记》主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主张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德"作为"善"的标准，作为评价音乐的政治标准。《乐记》认为音乐是体现"天理"的，亦即天赋善性，"唯君子为能知乐"，音乐可以用来表彰君子的德行，宣扬统治者的功业，为巩固统治服务。对于广大人民来说，音乐则是统治者给予的恩赐，接受乐教的目的是使人民"制欲"、"改过"，从而"无怨"、"不争"，顺从统治。所以《乐记》对于三皇五帝以来一切统治阶级的音乐，一切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音乐都推崇备至，尊之为"德音"、相反，对一切民间的音乐，则大加攻击，斥之为"奸声"、"邪音"、"溺音"、"淫乐"。《乐记》过分强调"乐"必配合于"礼"，"乐"被紧紧绑在"礼"的车子上，使"乐"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乐记》过分强调"德"和"位"的音乐标准，这也就容易把中国的古代音乐引向庸俗化和势利化。中国古代社会的音乐，到了后来，愈来愈衰退，这不能不说和《乐记》所宣扬的"乐"配合"礼"的思想有些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乐记》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乐记》以后，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他突出了音乐本身的艺术特点，力图使音乐"越名教而任自然"，并肯定"郑声是音声之至妙"，这是向《乐记》等儒家传统音乐思想发起了挑战。冯梦龙也认为民间音乐"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充分肯定了被儒家传统音乐思想所否定的"郑卫之音"、他们对《乐记》思想有所否定与突破。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过去是很少的。 作者：郭齐家 王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