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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墨，即是绳墨的墨。 墨子以大匠的资格，因其绳墨精巧过人，遂得墨者的称号，而墨子以“利于人”为号召，遂成为墨家的风尚，因而墨者遂成为道术之称。……墨家既是代表手工业者，当然和那些从事农耕畜牧者，无论从气质上观察或从风俗习惯上观察，皆绝不相同。从事农耕畜牧者，他们是利用自然，爱好自然的，若从事手工业者，他们便利用他们的奇技淫巧，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以墨家特重人为，特重功利，而有“非命”之说。而墨子又以“利于人”相号召，于是流风所播，莫不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义，遂成为一种游侠之风。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出发，以达到“利”与“义”的鹄的，是墨家思想发展的路径。[10] 这些说法，似乎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说得好。李石岑又解释墨家尚同思想的由来说： 墨子既以大匠的资格来谈思想，当然三语不离本行，总是注全力发挥绳墨的功用的。本来工程师看世间一切万事万物，和一般人的眼光，是绝不相同的。一般人的眼光或习惯，都是随意估计，若工程师便不然，他马上便要拿出他的绳墨去测量，某处是几丈几尺，某处是几尺几寸，丝毫不容错过。墨子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全般思想，都站在尚同说的观点上面，站在齐一主义的立场上面。……从尚同出发，走上封建道德统治，走上有神论，走上形式论理，是极其自然的。墨家的墨经，我们可以断定是墨子的思想，因为墨经是完全发挥形式论理一方面的内容的。还有墨经中几何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的原理，除掉一个大工程师或一个大科学家之外，都非一个寻常人所能发表出来的。所以决定墨家的“墨”，也是决定墨家全般思想的一个要因。[11] 这些说法当然很有意思，不过令人难以索解的是何以“从尚同出发，走上封建道德统治，走上有神论，走上形式论理，是极其自然的。”李石岑对墨家根本思想——尚同说、墨子的形式论理、墨家的实践精神及墨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潜势力都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李泽厚在80年代所写的《墨家初探本》一文的主要思想似乎早就由李石岑表述过。 其实不只是学术界，连毛泽东都认为墨子是古代的辩证唯物论大家[12]。这虽然不是毛的独创，但如果没有毛，这一观点恐怕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四、 与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台湾的墨子形象完全不同。韦政通先生曾经根据纪福德对个人人格的定义（“个人的人格，是他的诸特质之独特模式”），认为墨子是行动者、离规者、苦行者和平民阶级的代言人。王瓒源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哲学家、科学家、军事科技家三项。[13] 关于作为哲学家的墨子，王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包括形上学（本体、目的、时空、物与力、物体运动等），知识论（知识的起源、种类、标准、方法等）和价值论（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墨子思想系统中，有形上的信，有知识的入门，也有价值的用。以西方哲学来说，他是比较合乎西方标准的哲学家；但以道德人格实践看，他又是道地的中国人。” 关于作为科学家的墨子，王先生认为，先秦诸子当中只有墨子有资格当科学家。他引用了李绍崑教授的《墨子：伟大的教育家》、谭戒甫的《墨经分类校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墨子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王先生还探索了墨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他提出了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墨子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墨子不仅读书很多，“为追求观念而生活”，而且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现有价值的反对者，还带领一批学生用行动去服务社会。总之，墨子完全符合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第二，墨子具有科学精神。“认知的态度，追求真实的态度，重视标准，重视经验，注重验证，讲求方法等等，都是墨子科学精神的表现。” 第三，墨子的功利思想与西方的功利主义非常相似。“墨子的兼爱和贵义思想，是基于功利主义。他的功利主义有两项重要原则：一个是利人；一个是互利。所以我说墨子提倡的是理性的功利主义。” 第四，实践主义。“墨子不是一个光说理论的人，他还是自我理论的实践者。”“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孟子的话显示了墨子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也说出他的服务热情。 第五，服务精神。“墨子认为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韦政通先生说：“墨子能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一重要的地位，不在哲学家这一角色，更不在宗教家这一角色，而在他的反侵略，反战争，热情救世，力行不懈的牺牲精神。他的思想是因为受到这一精神的支持，才被重视。他的人格，不仅能感召一世，且足以震动万代，这就是墨子的真正伟大处。” 第六，理智的和平主义。墨子一生为反侵略战争而奋斗牺牲。他不但有一套理论，而且带领一批纪律严整的学生，到处宣导和平主义，更组织了三次国际战争。 王先生还将国际扶轮社、狮子会、青商会的宗旨与墨子的理论和作法相比较，发现墨子的人格、学说正是三大国际社团追求的理想。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哲学，可以重新诠释现代社会的企业管理，转化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也可作为企业的伦理规范，很具有时代价值。王先生当然也注意到墨子的尚同说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认为在“实践方面，尚同论必然走上极权政治”。不过这方面，王先生还不及有些大陆学者说得多，可能是对此缺乏深刻的体验之故。 五、 自由主义的胡适构造了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墨家，柔弱的冯友兰喜欢任侠的墨子和墨家，强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只需要一个小生产者的墨家，王瓒源先生则更愿意拥有一个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类型的墨子。这些不同的墨子形象中虽然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其精神实质是不同的，它们反映的其实墨子描绘者自己的精神世界。对此进行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并且启迪未来的墨学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