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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依傍，但经学时代的学术较子学时代还是有进步的。例如：王弼所讲的“以无为本”，就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改造成了宇宙本体论；他讲的言不尽意，也比《易传》、《庄子》更清楚；他的“圣人有情论”甚至可以说是天才的创造。宋明道学所讲的天道性命之学，也要比孔子、孟子、《易传》、《中庸》更深刻、更系统。孔子讲尧舜，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讲孔子。“但实际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阳明只是王阳明。若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之哲学；若知王阳明之《大学问》只是王阳明之哲学，则中国哲学之进步，便显然矣”。14 不过这些进步大多属于与社会实际不相干的领域，在政治、伦理等实际问题上，经学时代的子学实无多大进步。孔孟讲王道、仁政，后儒依然讲王道、仁政；汉儒讲三纲五常，宋儒依然讲三纲五常。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同光时期的“中体西用”。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可以导致新的政治思想不会出现，但不应该导致不同的政治思想也不会出现。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背景虽然一样，但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并不一样：儒家主张仁政、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除了道家之外，其他各家的思想均能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由此看来，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这个主要原因之外，与汉武帝制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原则也有很大的关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到了唐代，韩愈又搞出了一个孔孟道统，致使后来的宋明道学不再关注外在的事务，而象佛教和后期道家那样把精力收缩到个人心性中去了。 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本意是要以思想上的大一统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不料这种思想成了一种巨大的势力，到了后来，就连历代的帝王也无法控制它了。有些帝王想富国强兵，名义上还得说这是“以霸道行王道”。有些帝王想对原有的体制做少许的变革，在传统势力的反对下也实行不通。自唐宋之后，不用说其他思想不被容忍，就连儒家自身中有关“外王”、事功的思想也会被视为“异端”。如此一来，中国的子学精神便被窒息了。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不过，这种声音往往都很微弱，而且会不时遭到统治者和正统思想家的联合讨伐。诸如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等人，哪一个不是躲在深山中悄悄地呻吟呢？现代人不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以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一定非常辉煌，岂不知他们是在冒着杀头的危险拼死一搏呢！ 冯友兰先生说，至康有为止，中国的经学时代便告结束了。其实，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象一个人死了那样一了百了。冯友兰先生自己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自序》中就曾说过：“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冯先生的担心说明经学传统的余威尚存，它还在潜移默化地阻碍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 2 李泽厚：〈论语今读·前言〉。 3 《庄子·天地篇》为庄子后学所做，应在战国末年以后。 4 冯友兰：《中国子学史》第一篇，第二章，《泛论子学时代》。 5 同上 6 同上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二章，《泛论子学时代》。 8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9 王弼的崇本举末论和郭象的名教出于自然论谈的还包含有政治和伦理的意义，后来的玄学则纯属清谈了。 10 朱熹：《朱子大全》卷四十七，《答吕子约》。 11 同上，卷三十六，《答陈同甫》。 12 冯友兰：《中国子学史》第二篇，第一章，《泛论经学时代》。 13 同上。 14 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