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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战国 内容提要：子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先秦子学的传承和演变。在“圣王不作，诸侯恣肆”的社会局面下，先秦子学形成了自由、独创、实用的鲜明特征，中文化的精神生命全在子学。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中国进入了思想专制的经学时代，先秦之后的子学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征，中国文化中的子学精神便被窒息了。 关键词：子学时代 经学时代 自由性 独创性 实用性 中国古人一般都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根据这种分类也就有了中国学术上的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大盖始于汉代的刘歆。哀帝命刘歆整理国家的藏书，刘歆“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曹魏时期，秘书监荀勗著《新薄》，则把国家所藏的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虽然也有人把书籍分为五类或七类的，但自唐代之后，四部分类法便成了中国书籍和中国学术的基本定式。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在图书分类，还是在学术分类中，人们都习惯于把经学置于首位，这一方面说明经学在古人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信而好古”的心态。实际上，不是经学，而是子学才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关于这一点，宋儒程颐早已意识到了。他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1二程和朱熹对《论语》、《孟子》格外尊崇，并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文章独立出来，与前者并称为“四书”。《论语》和《孟子》（包括《大学》和《中庸》），在先秦时期均属子学，后来虽被纳入了“十三经”，但在程朱的心目中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在他们看来，“四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六经”不过是为“四书”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思想和文化资源而已。 程朱是新儒家，所以他们只谈《论》《孟》。当代学者则进一步认识到，不只是儒家，而是先秦诸子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化的格局和生命。李泽厚先生常讲，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儒道互补，而所谓的“儒道互补”又不仅是儒、道两家的互补，而是以儒、道两家为主干，又融合了法家、阴阳家在内的各种思想的互补。他说：“前者（宗教性道德）由孔、孟到宋儒发展为个体人生境界的儒道（释）互补的准宗教性的追求，而为理学所大力倡导，津津乐道。后者（社会性道德）则由孔子而荀子而与道家、法家和阴阳家合流互补，而成为一整套儒法互用的伦理—政治的规范、法则，支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2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先秦子学的传承和演变，而不是“六经”的传承和演变。 子学形成于先秦时期。冯友兰先生把这个时期（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到汉代初年的淮南王）称为子学时代，把汉中叶的董仲舒至清末的康有为称为经学时代。也就是说，子学形成于上古，而经学形成于中古；子学在先，而经学在后。这种划分显然与传统的划分不同。 冯友兰先生为什么认为子学在先，经学在后呢？这与他对经学和子学的理解有关。在古代的图书分类中，无论是荀勗的《新薄》、谢灵运的《四部目录》、还是后来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都无一例外地把“五经”及与之有关的著作录为经学，而把先秦与各时期诸子的著作录为子学，而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并没有所谓的“五经”。《诗》、《书》、《礼》、《春秋》、《易》只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五部典籍，甚至可以说这五部典籍并不是什么学术著作，而只是政府的“政教典章”。《书》是“古之号令”，《春秋》是史家记录的“事”，《礼》和《乐》是政府发布的典章制度。即使是《诗》，在当时也不是作为文学存在，而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如此，先秦诸子也没有把它们叫做“经”，而是叫做《诗》、《书》、《礼》、《乐》、《易》、《春秋》。最早把它们称做“经”的是《庄子·天地篇》和《荀子·劝学篇》，这时已是战国末年了。3所以说在先秦诸子之前，只有几部“政教典章”，并没有所谓的“五经”，就更没有什么“经学”了。 自春秋末年起，中国进入了子学时代。是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争相著书立说，以干时政。所谓“家”，按《艺文志》所说有两个意义：一是指某个思想家及其著作，如说“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等，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有百家之多；二是指学派，如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等，在这个意义上，先秦诸子主要有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农、杂、小说。据《汉书·艺文志》统计，秦火之后所存书籍尚有诸子之学189家，4324篇（这还不包括《论语》和兵家）。在这189家之中，大多数人和大多数著作都出自春秋战国时代，可见“诸子百家”之说并非虚言。 先秦时期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出现“处士横议”的局面，是由于失去了圣王的统治，诸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是从政治上讲的。庄子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欎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篇》）庄子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于“贤圣不明”，“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欎而不发”，这是从思想上讲的。《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的作者认为，诸子之“蜂出并作”，是由于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推动。先秦诸子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例如墨子就曾说过：“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黎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无论多么困难的事情，只要国君“悦之”，就会有人去做。“兼相爱，交相利”并不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就看国君是否喜欢并推行这种主张。国君喜欢了，人民就会照着去做。韩非子则是从消极方面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故曰：君无见其欲，君见其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韩非子·主道》）他主张君主不要表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志，以免他人投其所好。更有甚者如商鞅，竟然准备了几套不同的货色供时君世主选择。可见先秦诸子大都认为，诸侯的好恶决定着不同思想的创立和推行冯友兰先生认为，“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确实是先秦时期思想发达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最后的原因。最后的原因是“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背后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他说：“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在政治上，上古为贵族政治，诸国有为周室所封者，有为本来固有者。国中之卿大夫皆为公族，皆世官世禄；所谓庶人皆不能参与政权。但自春秋之后，贵族政治开始崩坏。“孔子本宋之贵族，而‘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此贵族之降而为民者也。如是阶级制度，逐渐消灭，至汉高遂以匹夫而为天子，此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之根本的变动也。”4在经济上，与贵族政治相连带之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皆为人民之主。例如周以土地封其子弟为诸侯，即使其子弟为其地之君主兼地主。诸侯再以其地分与其子弟，其子弟再分与庶人耕种。庶人不能自有土地，故只能为其政治的经济的主人作农奴而已。“史谓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人之富者累鉅万。’此农奴解放后‘民’之崛起占势力为大地主者也。所谓井田制度之崩坏，亦当时之普通趋势，不过商鞅特以国家之力，对之作有意识的，大规模的破坏而已。”5冯友兰先生认为，“此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以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以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少可以比之者。”6 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趋崩坏的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来为旧制度辩护，成为旧制度的拥护者，孔子就是这种人。不过在旧制度尚未动摇之时，只凭其是旧的，便足以引起人们的尊重。如果已经动摇，其拥护者就必须说出一套理由来，才能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为旧制度提供理论上的根据，这就是孔子和后来的儒家所做的工作。 孔子之后，有人起而批评或反对旧制度，有人要修正旧制度，有人要另立新制度取代旧制度，也有人反对一切制度。这是过渡时期旧制度失去了权威，新制度尚未建立，人们在徘徊探索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儒家既然已建立了拥护旧制度的理论，与儒家意见不合的人，要想让人们信从自己的主张，也必须建立一套理论以为自己主张的根据。这就出现了荀子所说的，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局面。 “大解放时代”所产生的子学必然地具有几个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孟子所说的“处士横议”和庄子所说的“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都是指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言论上具有高度的自由。“处士”即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横议”即随心所欲地发表议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即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自己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诸侯各自为政，原有的制度和思想已经失去了权威，而新的权威还没有出现。在这种局面下，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任意思想，任意言说，任意著述。当他们的主张在一个国家行不通时，便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游说，他们的来去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也是完全自由的。孔子、孟子就曾经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到过许多国家，他们的主张虽说没有得到哪个时君世主的认同，但却得到了足够的尊重。由于有了充分的自由，才有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子学的形成得益于自由，同时也体现和推动了自由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