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思想渊源 大同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用“天下为公”的口号反对王权，不是反对被后儒窜改了的立长立嫡，反对传天位于子，而是从根本上取消王权，否定王权的存在。这点，我们只要将《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写和后世陶潜的《桃花源记》略加比较，就清楚了。《桃花源记》正是根据《礼运》的思想具体形象化的。然则《礼运》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来自我们通常所说的“易道”。 《周易》上经《乾》卦的用九爻辞说：“见群龙无首吉。”意思是要看到群龙无首才吉利，反过来说，只要群龙有首，就不吉利。这话初看起来似乎反逻辑，实际上是合逻辑的，群龙有首必然有争，无首才能无争，无争才能太平，所以说吉。然则是何物在争，所争何物呢?是群龙在争，争作为首。只有不设“首”，大家一样，才能无争。用于人事，是一种十足的反王权思想。 经文如此，传文也争相发明。《彖传》：“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庶物即是庶民，《彖传》是从提高庶民地位的角度解释的。既然群龙要争，干脆以庶民为首，也就是把庶民提到突出的首位，让庶民自己当家做主。《象传》则借天下压人，警告群龙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本来平等，无所谓首。其实《象传》说的也是实话，这茫茫大地，究竟谁该为首，谁该为“尾”?为首的不都是自封的，而为“尾”的还不是人压的么?《易传·文言》似乎没有独特的解说，只是再次肯定了用九的爻辞：“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也就是必须按用九爻辞说的“群龙无首”，天下才有可能得到治理。 但《礼运》毕竟产生在群龙有首的时代，而且又是议论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既不能像《易经》一样隐晦，也不可能像《易传》那样超脱，因而也就不可能那样直搞，除了尽量描述社会的和谐协调外，凡涉及王权的地方仅用“天下为公”一语带过，而且打着孔子的旗号。也惟其如此，才能在王权的严密控制下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不断散发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三)社会基础 所谓社会基础，指的是现实生活对作者思想的刺激和影响。《礼运》篇不可能产生在“大同世界”的三代，也不可能产生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更不可能产生在天下纷争的春秋战国。”“三代”人有这种大体相似的实践，但不可能形成这样完整的思想。西周是名义上大一统的社会，天下宗周，人们正享受着天下“贤君”的“庇荫”，也形成不了这样的思想。春秋战国出现的是百家争鸣，人们在激烈竞争中探索治国的方略，表现不出如此的安详和平静。只有在通过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后渴望统一，而统一之后又通过暴秦恶政的摧残，人们从正反两方面得到了教训，于是痛定思痛，认识到任何君主都无助于社会治理，王权始终是为君主以及附属于君主的极少数人服务的。于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说大同思想既是对暴秦统一的反动，又是对长期分裂的非难。人们从实践中看到，表面统一的西周未能给人民带来好处，根本不统一的战国给人民带来战祸，而彻底统一的暴秦又给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于是人们只好返于古朴，回到“三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并加以理想化，作为向往，更作为自我陶醉了。(作者：任俊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