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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子儒学的现代意义 文化决定了民族的存在形式。中华民族虽然于现代被西方文化所异化，但所积淀在语言和文字中的传统文化意识，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生存方式。然而，以民族性为理据，决不能作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而应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路中推定中国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决定于其是否具有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作用。显然，这是一个文化比较的问题。如果儒学是一种落后文化，即使以民族性为理据而加以复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儒学将终究被其它先进文化所取代。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只有对中西文化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推定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和必然复兴的历史进路。[3] 显然，中国现代文化呈现出吊诡性质。近百年来，当中国处于数典忘祖、全盘西化的历史过程中，西方的思想家却不断地批判反思自身的文化问题，提出了“哲学的终结”等一系列“终结”性问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文化面临严重问题，而中国文化却西化了。人类的生存需要面临着文化选择，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作出贡献？只有在这样的理路中重新思考儒学的性质和作用，从丰厚的思想资源中的去深入挖掘，以发现君子儒学的优秀特征，为人类走出困境提供优秀的参照系，才是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思想理路。 人是社会、文化的主体，也是历史的载体。理论主体是人，只有人与理论推定的本质性达到中和贯通，才能使理论卓有成效地服务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理论推定只有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社会历史性中和贯通，这个理论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才是先进文化，才能被人类所选择。而君子儒学，即是这样的理论推定。 君子儒学认为，在没有圣人的时代，只有通过君子儒的努力，才能实现小康而大同的社会理想。所以，能否实现这一理想的关健是通过儒学培养君子儒。“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易》表明，只有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才是君子儒。君子儒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修身之基础，内而修身，外而治国，内道外儒。此乃内与外、修身与治国之中和贯通也。国有道而兼善之，国无道而独善之，此理论与实践之中和贯通也。 这里有必要阐述中和贯通的思想理路。所谓中和贯通，是君子儒学思想体系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以《易》为基础的儒学思想体系，[4]对其进行哲学外化，表明其形成于中和贯通的形而中论哲学。[5]以形而中论哲学推导出的社会及政治文化决定了未来人类社会中和贯通的发展进路，这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中表现出中和社会的必然性。然而，由于现代中国及人类社会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使君子儒学于现阶段只能“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系辞传》) 但是，就存在层面上的现代性论之，“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君子儒却不能不是二难困境。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失落极其需要君子，中国的政治改革极其需要君子儒，然而却由于中国的体制产生于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则产生于“打倒孔家店”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使君子儒在中国不但没有理论的“合法性”，也没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在体制中，把儒学作为一门学问进行学术研究，并以学术权威而自以为是者，充其量只能是小人儒，其绝不是君子儒。 另一方面，由体制造成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人的异化，不但限制了君子的产生，而且现代教育体制不可能教育出君子儒，而儒学的复兴非君子儒而后可。否则，任何所谓复兴，只能是对儒学的异化与利用，而这正是自两汉以来由小人儒造成的“独尊儒术”的历史与逻辑，不但失落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之道，而且异化了“一以贯之”的君子儒之道。 然而，因为儒家文化与人的生命活动及存在方式的中和贯通，决定了儒学的自在性。君子儒虽然不能从体制内产生，但生命活动的内在与外在统一性及其价值取向，决定了一些人们自为的从儒学中吸收思想营养，从而产生君子儒。但是，由中国当代体制所决定，君子儒难以在体制内生存，只能道隐山林、藏器待时，因此决定了“礼失而求诸野”的君子儒学之现代性。 儒学的真正复兴是以儒学之道化成天下，而不是儒教之术的现代性滥觞。如果用儒教之术以为天下之应急，其结果将是儒学在经历两千余年的“罪天下”而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又一次“罪天下”，此亦必然是小人儒之所为。乾坤生生而道济天下，道之大用而儒林君子，此为儒学现代性复兴之进路。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中国文化表明，这正是儒学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如果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那么，“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既成事实。[6] 所以，对于当代的君子儒而言，不但其生存境遇面临多种困难，而其学术进路也必然面临体制化学术的多方诘难。这仅仅因为，逆“百家往而不反”使其“合”、“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逆“以自为方”，决定了对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7]而体制化学术乃正本清源的重灾区。[8]是以君子儒的反而不往与体制内小人儒的往而不反，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显著特点。子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系辞传》)这些是中国当代君子儒的基本特点。 现代性表明，不但中国文化面临着历史性抉择，而且人类文化业以举步维艰。由君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所决定，其伟大复兴已成为历史之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将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君子儒学将为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藏器待时的君子儒将为中国和人类奉献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