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尧禹时期。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儒学的官德学说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规范着我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同时也规范和指导着历代统治阶层——上至皇帝、诸侯，下至州、县小吏的从政之道。提高当代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紧迫任务。笔者认为，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从儒家官德文化中吸取合理养分，加强传统官德教育，可以达到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目的。 一、儒家官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代儒家官德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忠。儒家官德“贵公”。所谓“公忠为国”是以“公”为前提的。在中国封建时代尽管并未出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分野，但家与国、己与群、小我与大我的利益矛盾则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为官者在处理这些利益矛盾时，应当“天下为公”、“致公无私”、“先公后私”、“以公为贵”、“利济苍生”。“天下为公”的传统官德在阶级社会里虽带有空想的色彩，这种追求也显得软弱无力，但它表达了人民群众追求理想社会和理想道德人格的希望，也成为历代官德的最高标准和终极价值。“忠”指尽心竭力，忠诚无私。“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后来特指对君主的忠诚。把忠君看成是爱国，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忠”作为从政的道德规范也有其积极的因素。譬如，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忠于信念：“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忠”作为官德，强调的是以身报国，忠于朝廷、忠于职守的精神。 （二）民本。这是儒家官德思想的精华。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都对入仕前的学子和从政后的官吏不断灌输民为邦本的思想。为官者要想治理好国家，发展社会，就必须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爱民之心，做到爱民如子。周公采取“崇德，尚礼，利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实行“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治国策略。《尚书》说：“民为邦本”，意即没有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国将难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也指出，天生民并非为君，而君却是为民而立。如果君王不爱民，不行仁义之政，则可以主杀夺其位，即所谓“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告天地，泽被先民。”(《荀子·君臣道》)以民为本，说到底就是为官者应推行顺应民心的政策，以争取民众的衷心拥护。尽管在历史上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未普遍化为封建官吏的德性和实践理性，也未得到彻底的落实，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三）持正。公正自古就被视为官的基本美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把“政”解释为处事公正、行为端正，这是对“政”字的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何为正也？正则不偏、不斜、正派、正当，合乎法则、规矩。即要有正大光明、公正无私的作风，正直坦荡、刚直不阿的气节，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品质。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身行，治理国家，管理政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当然没有。当政者连自己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公正首先表现在用人上，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也就是要做到不因亲友而不予重用，不以私仇而排斥人才。所以古人十分称颂“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公正体现于交往中，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要做到不讨好贵者，不偏袒富者，不屈从强者，不欺凌弱者。公正还应该没有私心，所谓“偏在于多私”。也就是要做到公正与公平必须出于公心。 （四）清廉。“廉者，政之本也”。在中国古代，清廉是对为官为吏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公生明，廉生威”，千百年来无数事实证明，清廉自守乃为官之本也。《荀子?儒致》云：“志忍私然后能公。”意思是说，在意志上能够抑制私欲然后才能为公。北宋张载《正蒙?有德篇》云：“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意思是说，名利并不是可高兴的事，只有头脑中没有名利才值得高兴。北宋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明代学者顾炎武也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要成为廉洁的官员就要做到“甘心淡泊，绝意纷华，不纳苞宜，不受贿赂，门无请渴，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议，皆谢却之。”([元]徐元瑞《史学指南》)要做到清廉，生活必须节俭，节俭是清廉的生活基础。以“欲教以廉、先使之俭”为指导思想，古代官德教育对官员的日常生活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包括衣食住行、日常费用甚至兴趣爱好等方面，以使其全面养成节俭的习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