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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溯到140年前，1872年夏，清政府组织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计划学习15年。 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喜剧。但是，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下，留美幼童渐渐脱离了清政府预设的教育轨道，出现“美化”的苗头，封建顽固派无法容忍，群起而攻之，于是清廷不得不改变初衷，在1881年提前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这些幼童被迫放弃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所热爱的学业，“凄然而归”，最终以悲剧收场。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的上演，是清政府推行“中体西用”文化政策的矛盾反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与冲突的典型例证，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和曲折。 读“洋人书”合法化中国文化开始逆转 读孔孟书，走尧舜路，行周公礼，是中国历朝历代不可逾越的定律。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要办洋务，要造洋枪洋炮、建现代化工厂、修铁路、造轮船、搞电报电话等，企图用西方现代的生产力来挽救清朝的政治危机，进而富国强兵，但这些东西在固有的知识系统和文化建构中基本没有，所以必须读欧美人的书，学西方人的“长技”。 为解决语言问题，清廷首先在186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北京同文馆。在学外语的同时，还让学生学习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天文等，这引起了封建顽固派尤其是那些礼学大师们的不满。作为皇帝老师的倭仁急切上书，坚决反对学生学习那些“奇技淫巧”。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同文馆此举“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他还暗中操纵他的一些学生和心腹，在反对读“洋人书”的同时，于前门外的闹市贴了许多小字报，什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形，慈禧太后举行朝会，让主办同文馆的恭亲王奕訢与倭仁一伙儿辩论，结果倭仁理屈词穷，后又遭慈禧申斥，气急败坏，于回家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一病不起。 此后，守旧派一时沉寂，洋务派又陆续创办了20多所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学堂。但这些水平有限的洋学堂仅能培养一些较熟练的技术工人，重要的攻关技术还必须重金聘请“洋人”。高级人才培养问题成了困扰洋务事业推进的瓶颈，必须尽快解决。 事也凑巧，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的随身翻译，建议他选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培养高级人才。曾于是茅塞顿开，随即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留学生赴美，被批准。这才有了幼童远赴重洋，接受“洋人”的教育。这位翻译就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被史家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家境贫寒，无钱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澳门一所免费的教会学校上学，后转往香港马礼逊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847年，该校校长布朗有事返美，要带几位学生去留学，容闳第一个举手报名。于是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美国，先上中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本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在美国过优裕的生活，但他深深眷念着贫穷落后的祖国，希望中国有朝一日和美国一样富强。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就是让更多的中国学子像他那样到美国留学，如果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像他这样受了美国教育，美国的思想文化就迅速输入到中国，古老的神州就会“一跃变为和美国一样的少年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理想，容闳阔别了他已生活了7年的美国，回到祖国，致力于实现他的派留美学生计划。 平心而论，容闳有些天真。即使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那时还不知大学教育为何物的中国，也并不被社会所认可。一介平民出身的书生，想说服中央政府去向美国派留学生，无异于白日做梦。但容闳最令人佩服的，是那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他先到广州活动，碰壁；又到香港，同样碰壁；后又到上海，还是找不到知音。而且，生活都难有着落，不得已他来到上海一家洋行求到一份工作。为实现他派留学生的理想，他在辛苦工作的同时，四处交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还写文章、搞翻译、办报纸、贩卖茶叶、发起赈灾，十多年后，在上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恰在此时，力主办洋务的曾国藩到处招揽了解欧美和西方技术的新型人才，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如华蘅芳、李善兰、徐寿等懂现代科技的聪慧之士。这些人多是容闳的好友，十分爱慕容闳的才学，在他们的举荐下，容闳进入了曾国藩幕府，并于1865年被派往美国为曾国藩采购机器，博得了曾的赏识，这才有机会随曾国藩到天津协助解决教案问题，大胆提出派留学生的建议。容闳这个建议的提出并实现，整整经历了18个春秋！ 向国外派留学生，清朝各级官吏一窍不通，所以一切皆由容闳安排。考虑到语言问题以及在美国受系统的教育，容闳决定选12岁左右的幼童，留学15年，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可是，那时的中国封闭、保守，即使不用自己花一分钱，也不愿让孩子去美国留学。而且，社会上有各种可怕的传言，什么美国人野蛮，会把中国人剥皮后再贴上狗皮，到各地展览；美国人会把中国人当奴隶，不让归国，等等，谣言四起，让人生畏。所以，招收幼童出国极其困难。不少家长报名后又退掉。12岁的詹天佑很想去美国学习，但父母坚决不让。其邻居曾在澳大利亚从事金矿生意，了解西方世界，就极力劝詹天佑父母送儿子留学，他说：“在国内读书，最多弄个铁饭碗，出国留学那可是个金饭碗！”但詹的父母还是不允。不得已，这位邻居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詹天佑，才得以报名前往。容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批30名幼童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只得回到家乡，宣传说服，才勉强凑够。 这些幼童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简单培训后，于1872年8月乘船驶往美国。此后3年，又每年选派30名，120名幼童总算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留学，分别寄宿在美国友人的家里。 幼童留美，看似平常，却具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文化变革中，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变迁具有釜底抽薪的决定性效应。幼童在美国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在中国人固有的知识资源中注入了新学，西方文化在潜移默化地置换中国固有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就溢出了传统，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路。随着知识的变化，与知识联系的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各种制度、思想行为、生存模式等几乎一切都会受影响，发生新变化。 更为显著的是，幼童留美为中国高级人才的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出国留学成为许多有为青年梦寐以求的黄金坦途，留学教育方兴未艾。1877年即有严复等77名青年往欧洲留学；1896年向日本派了13名留学生，随后就出现了几万人留学日本的盛况；留学美国也一浪高过一浪。整个20世纪，中国留学生遍布欧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留学生成为中国新知识群体的中坚和不可或缺的人才库，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由此不难断定，留美幼童是新文化的拓荒者，揭开了中国文化迈向现代的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