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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学生待遇优厚 1861年初，清廷批准了奕訢、文祥、桂良三位大员请求设立同文馆的上奏。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862年6月11日，同文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东堂子胡同正式开学。 由于缺少教师，只得重金聘外国人任教；由于学生难招，仅有10人入学，且近中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报考，以便挑选优秀者入学，清廷只好不断提高学生的待遇，规定同文馆的学生可以拿薪水。开始年薪为36两银子，后又提高到120两，最高时140两。当学生还拿工资，本已例外，还拿这么多，更是罕见。那时的七品官年薪才45两，五品官也不过80两上下。而且，同文馆学生的一切用品都从优，伙食则更丰盛。齐如山回忆说： “驻馆的学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张洋火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盆、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自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有。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即使如此优厚的待遇，招学生也不那么容易，几乎所有的人还是要走科举正途，不入这个“歪门邪道”。开始几年，同文馆学生一直维持在20名上下，后来风气渐开，最多时也只有百余名。社会风气说到底是一种价值取向，至于士林风气，更与价值追求密切相关。是非曲直、荣辱廉耻观念不变，仅靠物质引诱，收效寥寥。再加上守旧派的围攻，同文馆的路更艰难。 增设科学课程引发风波 同文馆的学制开始为三年，后改为五年，最后增至八年，主要出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为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考虑到洋务企业对技术人才的渴求，1866年底，奕訢决定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然后再增加声光化电等理科门类。为了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奕訢还决定从举人、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五贡生员、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科举正途人员中招考新学生。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引来了抱残守缺的守旧大员的群起围攻。 本来，守旧派对学“洋话”就耿耿于怀，只是慑于奕訢尤其是其鼎力支持者慈禧太后的威势，同时也觉得和洋人打交道不懂语言不行，才忍气吞声，没有发作。谁知奕訢越做越“离谱”，不但学外语，还要学习西方那些“奇技淫巧”，败坏士林风气。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要从科举正途的官员中招收学生，这分明是要把科举引入“歧途”，让士子们不读孔孟之书、不行周公之礼、不走尧舜之道，而成为“洋鬼子”的门生。 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奏反对。5天后，理学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也上奏斥责奕訢此举，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如果实行，则正气难伸、“邪气弥积”，“数年以后，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一个月后，他再上一折，继续诋毁奕訢，并且暗中鼓动他的学生、心腹、好友在前门外遍贴小字报，讥讽同文馆，嘲骂奕訢. 这些小字报大小不等，形式各异，有直接骂同文馆的；有影射奕訢的；有挖苦同文馆学生的；有借自然现象如天旱、风灾等，归罪于同文馆破坏风水人文的；还有的编成俚语、顺口溜攻击拜洋人为师的；也有编对联泄私愤的。有一则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个别俚语则肆无忌惮地公开谩骂，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有一位候选直隶知州叫杨廷熙，把小字辈的一些内容综合起来，添油加醋，写成奏折，上呈朝廷，其中讲道：“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天，御河之水源枯竭，都中之疫疠流行……此非寻常之灾异，必应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这位知州还一口气给同文馆列出了“忘大耻顾小耻；舍中国师夷狄；不修圣贤之道；不讲士林之节”等十大罪状。其结论是，同文馆之创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公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