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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 明朝起，“补习班”从农村走向城市 据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记载，根据所在书院、书塾或文社的名气、坐落地点及自身身份的不同，每位教师的薪资水平也会有很大落差。 有些历史悠久的书院，由于能得到官府的经常性津贴，因此有充分的财力资源支付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薪酬。此外，还有一些建于省城或富裕地区的完备书院，也可以以高薪聘请著名学者。这些地方的教师除了固定的薪酬外，很多还能从书院获得以聘仪、程仪、薪膳、节仪等名义发放的款项。有的学生还会给老师送上“孝敬费”，也就是“贽礼”。比如南京的中山书院，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重建的，根据书院的新章程规定，书院山长的年收入为984两银子，其中800两为工资，160两为伙食补贴，24两为节敬。 不过，与这些著名书院教师的“小康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边远地区或没有名气的学校教师的贫寒困境。如陕西靖边西城书院的讲席，每年只有6万铜钱的薪水和6千铜钱的过节费，加起来不过55两银子。 而如果在小地方的书院、文社等当老师，有身份的学者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在30到150两之内，而那些普通教师的年收入，则不足50两银子。比之19世纪80年代，一个居住于北京的富裕五口之家一年980两的消费水平，一些教书匠的生活境况，就显得局促多了。 随着科举越来越受士人看重，官府对民间教育的控制也越来越多，从明朝起，文社、书院等便越发具有功利性。那些原本为了在安静的环境中讲学，而特意隐居山林或荒郊野外的书院，为了方便学生上学，逐渐开始往城市搬迁，而失去了最开始时以文会友、探讨学问的纯粹初衷。(作者：王颖菲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