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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儒家自己感到有必要建立宗教，是在晚清，当时，康有为认为，国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而儒家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所以要保国保教。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以便与外来的耶教抗衡。随着政治风云变幻，康有为的孔教计划在中国本土流产，在海外却借华侨之力得以开花结果。事实上，今天只是在马来西亚这些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孔教才是经国家承认的合法宗教信仰。换言之，真正合法的孔教徒也只有中国本土之外才存在。可是，在那些地区，孔教不是康有为所设想的什么国教，而不过是华人为免于宗教歧视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不妨说，孔教存在之处，恰恰是孔教处于社会边缘之时。 今天，在中国内地，有政府支持的孔子基金会、国际儒联，也有在民政部登记的合法社团中华孔子学会，但就是没有一个像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基督教协会那样性质的儒教组织。因此，在这次曲阜教堂事件中，让儒者甚觉尴尬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合法的可以代表儒家（儒教）的组织出面跟政府交涉，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动员方式—征集签名，最初签署反对书的十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而一直在推动抵制运动的则是若干儒家网站（比如“儒家中国” ）。在讨论中，已经有人提出，要尽快将建立儒教组织（比如儒教协会）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要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 儒教协会这样的组织不是不可以成立，问题是：儒教协会不会满足于只跟其他宗教协会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这次讨论中儒学者发出的声音来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意无意将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将儒家与中国文化身份等同起来，甚至将认同不认同孔子作为通过中国人身份验证的一个标准。仅仅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儒家，至少很大一部分儒家信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然而，一个以代表中国文化甚至中国文明为己任的儒教协会注定是得不到中国政府和各社会阶层同意的。不要说中国基督徒、中国佛教徒不会同意由儒教协会来代表，就是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儒家学者也不会同意由儒教协会来代表。即便对儒家文化信众本身，这样一个儒教协会又如何能保证其充分的代表性呢？ 从儒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儒家在当代已没有可能恢复它一直以来扮演的国家意识形态、人民生活习惯法的角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为王国维之死所写的著名挽词中就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三纲六纪”为中心的儒家纲纪理念，由于本身非常抽象，所以不得不依托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当中。而从清季道光朝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固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即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蜚声海内外的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更深刻地分析了儒家走向衰亡的原因：儒家强调整体本位、和谐稳定，注重等级名分，反对专业分工，是一种保守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社会竞争、专业分工、科学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它在现代走向衰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用了一个刺激性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这个比喻颇受误解，实际上，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代对于儒学的讨论已经没有生活经验的内在根据，已经不再与一般人的“日用常行”发生联系。然而，从孔子以来，儒家都强调儒学的价值必须在“人伦日用”中实现。儒学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确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是依附在一整套的社会结构上面。可是20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天观察儒学在中国的实际状况，恐怕很难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依然存在着丰富的儒家价值。因此，如果要继续以往的传统，即：儒学在“人伦日用”方面继续发挥规范的作用，那么，无法绕开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 恢复昔日荣光已不可得，那么，儒家“纡尊降贵”成为民间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没有佛教、基督教那样的专职传教人员，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没有一个鲜明的教义，其中包括民间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许诺。说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从而对后者也无法构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胁。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仪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灾，在晚明甚至出现很多像徐光启这样自愿受洗的儒者。 作为民间信仰，儒家不愿亦不能，这诚然是儒家在当代的悲剧，人声喧哗的曲阜教堂事件无法扭转这种悲剧，只不过将这种悲剧放大了。 作者：方旭东 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1月20日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