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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孔子作为三代典籍的最重要的整理者与诠释者，《论语》作为“六经”的“传”注之首，其在外在礼乐文明制度与内在个体精神人格的建构方面均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孔子及其《论语》也留给后人一个重大的思想难题：无论是外在社会礼乐制度，还是内在个体精神人格，其得以建构的本源与依据是什么？本来这个问题对于三代时期的人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在孔子以前，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个体精神世界均是靠最高主宰的“帝”与“天”来维持的，作为人格神的“帝”或“天”既是建立、维护社会礼仪秩序的最终依据，也是一切个体精神世界的终极依托。孔子及其《论语》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三代时期以人格神为依托的宗教文化转型为以道德人文为依据的礼乐制度文明，将完全拜倒在鬼神脚下的依附性人格转型为追求仁义价值的独立性人格。“仁”与“君子”均具有不依赖于宗教鬼神的独立性，而且，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君子去仁，恶乎成名？”④ 但是，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创立者而言，脱离了天帝鬼神的宗教依托之后，此独立性的人文价值又得依托于何处呢？如何能够为社会礼制与个体人格确立一个精神上的终极依据？据《论语》记载，孔子似乎没有解答或者说是回避了这一问题：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⑤ 在先秦的思想世界、观念体系中，能够为社会礼制、个体人格提供终极依据的核心观念应该是“性与天道”，但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却恰恰在这一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方面没有给其后学们提供必要的论述。由于孔子奠定的儒家思想传统在“关于宇宙与人的形而上的思路未能探幽寻微，为自己的思想理路找到终极的立足点，而过多地关注处理现世实际问题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思路。”⑥ 这样，早期儒学对终极问题所留下的问题，势必引发后世儒家学者更加迫切和强烈的追问与思考；而恰恰是这种迫切强烈的追问与思考，推动了《论语》学史的进一步发展。 《论语》学史上出现的两座学术高峰是魏晋与两宋，恰好这两个时期的《论语》学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关键问题上，作出的种种追问与思考，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空间，从而开拓了《论语》诠释的新局面、新高峰。 本来，《论语》不过是孔子及其弟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就有关人生、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问题作出“应世随感”式的思考与讨论。后代注疏者也十分清楚《论语》的这一特点。如皇侃曾说，“夫圣人应世，事跻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然此书之作，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⑦ 由此可见，《论语》显然不同于《易》、《书》、《礼》、《诗》等六经那样“皆先王之政典也”。⑧ 由于《论语》具有“事跻多端，随感而起”的特点，这种具体性、偶然性、随机性的形而下之内容，如何能够获得经典必具的普遍性、永恒性、神圣性的形而上之依据呢？皇侃等后世的注疏者固然深知《论语》的内容是孔子“应机作教，事无常准”的，但是，他们更加意识到《论语》记载的圣人之言必须体现出普遍性、永恒性、神圣性的特点，并具有形而上的终极依据，才能够成为代表中华文明的基本经典。这也是他们在申诉《论语》的重要地位时所说的，《论语》之书系“上以尊仰圣师，一则垂轨万代”，“万代之绳准”。⑨ 后世的儒者如何能够将原本是“应机作教，事无常准”的孔子日常言行记录诠释成为“垂轨万代”、“经纶今古”的经典呢？显然，仅仅是作语言文字的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论语》学的拓展必须依赖于一种创造性的诠释，这种诠释要能够将原本是具体性、偶然性、随机性的有关生活日用、道德政治的人文智慧转化成普遍性、永恒性、神圣性的人文信仰，特别是要从形而下的事中领悟、建构起形而上之道。 所以，《论语》中孔门弟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反而成了魏晋玄学家、两宋理学家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十分明显，在中国古典思想文化观念中，“性与天道”涉及哲学与宗教的终极理念，后世儒者只有解决了这个最为重要的终极问题，才能够使《论语》中孔子所关注的名教制度与个体人格获得最终的依托，也才能够使孔子“随感而起”的道德政治教言具有哲学的深度与宗教的执著。所以，无论是玄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均一致地认为，孔门弟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问题，并不是孔子不曾重点思考的问题，更不是孔子仅关注现世的政治伦理而回避形而上的终极问题。他们强调，恰恰相反，孔子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体认，他所关注并谈论的政治伦理问题均透露出形而上的深刻性。玄学家、理学家认为自己诠释《论语》的重大使命就是要探幽发微式地将“性与天道”的形而上的终极依据疏导发掘出来。因此这里存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玄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均对子贡这段话作出一种新的而且是相同的理解和解释。魏晋的玄学注释家皇侃解释子贡不可得而闻孔子“性与天道”的教诲和议论时说： 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⑩ 宋代理学注释家谢良佐亦认为： 性与天道，夫子虽欲言之，又安得而言之，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使子贡智不足以知之，则安能语此。则夫子可不谓善言乎！子贡可不谓善听乎！后世诸子，言性与天道多矣，其言纷纷，使人弥不识者，亦异乎夫子之言矣。(11) 无论是玄学家，还是理学家，他们在理解子贡的这段话时，均提出这个相同的看法：第一，他们均认为孔子对“性与天道”这个涉及终极关切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体认，达到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其次，子贡等弟子对孔子“性与天道”的问题不可得而闻，不是孔子不关心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孔子认为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深微，故而不会轻易对人说起。他们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诠释《论语》就是要将孔子有着内在深刻体认的、但又从不对人轻易道破的形而上的终极问题阐发出来。 所以，尽管玄学与理学是两种思想旨趣差别甚大的学术思想，但是，玄学家的《论语》学与理学家的《论语》学，其学术特点、思想成就又体现出一个共同点，他们均希望通过对《论语》的诠释而建构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内圣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