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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当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报》先后选登了三篇，陈平原是其中之一。 1977年冬天，23岁的陈平原和570万中国年轻人一起，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这场本该一年一度的考试距离上次开考，已远隔了11年。1977年的这场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中国知识分子积压了十几年的苦闷，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风尚。 2011年春天，记者来到北大中文系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拜访如今已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 “作文写得不好，考场历来不出好文章的，”如今回头看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高考作文，陈教授只是挥了挥手，一句轻描淡写，转而却说：“但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篇作文见报时，陈平原已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了，天之骄子，“当时戴着校徽上街，总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这一代人，对恢复高考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如果不是凑巧在这个节骨眼上考上大学，日后很难有办法出头的。因为你的眼界，你的经历，你的学识，甚至外在的条件，都决定了你很多事情不可能做。” 这天天气很好，阳光从窗子射进来，外面却满天飞絮，“北方的这种天气很多人受不了，我们南方就不是这样的。”温文尔雅的陈平原久居北京，但骨子里还是惦念南方的故乡。 大山脚下长大的城里娃 每一个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几乎都有两段共同的往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再次看到中国高等学府向他们公平地敞开大门，已经过了11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很大冲击。1940年代后期，在潮州金山中学念书的父亲迷恋鲁迅和新诗，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属于左翼学生。后来因朋友邀约，他到台湾《中华日报》社工作，主要是为了写作，也确实发表了不少诗文。1948年底，父亲赶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两岸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父亲于是常被怀疑，为什么要从台湾回来，是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本来在县公安局当指导员的他，只好到离潮州城二十里的农业学校，做一名语文老师。 汕头农校办在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所以，我身份是城里人，却住在农村，要到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去念书。小学一年级起，我每天上学都得走五六里路，还要经过一条十米宽、六七米深的小河，河上建了一个作为水渠的木槽，我们只能把书包挎在后面，然后手脚并用，爬过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显得很严重。小时候，我有点埋怨父亲太谨小慎微了。后来他跟我说，这段历史，除非解放台湾，他永远讲不清楚。因此，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躲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专门拜访了《中华日报》社，回来写了一篇《风雨故人来》。听说“故人”子弟来访，《中华日报》社很关心，帮我翻查相关资料，但找不到。因我父亲那时是校对，业余时间写诗作文，属于小萝卜头，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档案里面根本没有。但当年，因为父亲这段无法调查清楚的历史，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1969年夏，我初中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到海南岛的农场，一是回我的老家插队务农。我的老家是潮汕地区的一个山村。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回不来，我成了家里的老大，老大就要承担起责任。我就告诉两个弟弟和祖母说，我们回老家去吧。那年我15岁。 父老乡亲对我们很照顾，回乡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刚开始，我教小学一年级。教一年级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的经历，必须从头教他们，上课的时候不能乱吵、不能跑来跑去。孩子们会突然说，老师，我要尿尿。你要是说不行，他/她就会说，老师，我尿裤子了。我曾骄傲地对朋友宣称，自己大概是北大唯一一个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班的老师。 1971年，邓小平回朝，我很想去念书。但放弃教师职业，重新当学生，是一个不小的转折。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虽然我只是民办教师，但工作比较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还有一点补贴，可我还是选择了念高中。 入学前，我花了一个暑假，把数学捡起来了，但化学、物理实在不行，我从没学过。好在当时学校要求不严格，别人都不怎么愿意读书，我又很认真，很快就成了全班乃至全校成绩最好的了。有一年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99.5，只有体育课没有满分。 两年后，我高中毕业，重新回村里种田。后来有机会，我又当起民办教师来。在农村那几年，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