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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龋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后，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吗？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得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第二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 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孝步伐太慢。 “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后，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后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余响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后，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后，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 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 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后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后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几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需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