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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楚三疏张之洞力废科举，军机四载王文韶誓保祖规。 废科举兴学堂回光返照，真改革假维新病入膏肓。 张之洞：“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谭伯牛：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需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块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 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后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余几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需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后，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余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 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后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 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颈———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后，“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后，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