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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孔子一样，孟子认为人有“君子”与“野人”之分——“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4](p379) ；或“劳心”与“劳力”之分——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4](p385) 。而孟子所谓的君子，圣人，一个重要的品性，是知天、知命，顺受其正——“君子行法，以俟天命而已矣。（朱熹注：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尽心·下》）”[3](p115)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其形。（《尽心·上》）”[3](p108) 孟子还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巖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心·上》）”[3](p101) 此外，同孔子一样，他认为人格的类型或人格发展也有一个可分的级次。《孟子·尽心》中有浩生不害与孟子这样一段对话：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尽心·下》）”[3](p113) 就算是圣人，在孟子看来还有高下之分。他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万章·下》）”[3](p76) 于是，尽心、知性、知天，便成为孟子至高的人格和人生境界。 由此可见，孔孟原儒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人格——“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3](p52) ；而圣人人格，实际上是“神人”人格——即以“天人合德”，或“与天地精神同流（《尽心·上》）”[3](p102) 为最高境界的人格。所以，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3](p90) 孟子也说：“君子行法，以俟天命而已矣（《尽心·下》朱熹注：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其形。（《尽心·上》）”[3](p103) 在《中庸·右二十一章》中，这一人格理想得到更为集中的阐发：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p11) 关于当时的“天人观”和“圣人”观念，庄子在论述西周、春秋、战国的思想变化和分期时，曾有一段很精辟的概括。庄子《天下篇》称：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那么，如何致达“天人合德”这一最高境界呢？孔子、孟子都提出了以“礼”、“仁”为核心，以“克己”、“修己”、“修身”、“养性”为基本途径的解决方案。 “礼”，《论语》中74见，其日常语义主要指“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礼用”。如果说在这些语义和语用间有什么共同性的话，那么它们都相关于对某种最终可以归结为“天”（“天然”或“天意”）的事物、关系或秩序的认可肯定。例如，孔子十分赞赏的周礼，按其起源，本身即与对天的崇拜、以及对祖宗一元神祭享的礼仪、礼器有关；而周公作礼，就是将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专政的宗礼。这样，周礼所维系的，实际上是以奴隶主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p135) 为基本内容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而这些在孔子看来，显然都具有“天然”或“天赐”的性质。正因为“礼”的理据或合法性归根到底源自于“天”，因此，对“礼”的顺从维护，实际上是对“天”的顺从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讲，“礼”，无论作为当时旧贵族或氏族专政的法权形式，还是作为原儒具有伦理学、政治学色彩的一个核心范畴，其本质都是“天”的观念在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里自然或逻辑的延伸。于是，当孔孟以“事君尽礼（《八佾》）”[1](p32) 为己任，或强调“礼”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强调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里的既有等级和秩序。所以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许“陪臣执国命”。而礼的最终目的，是实施和维护统治：“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p166) 对于一般民众，则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之“有耻且格。（《为政》）”[1](p12-13) 。孟子也强调：“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3](p111) 于是，“礼”便在原儒阶段发展成为政治和制度文化中的最高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