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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儒阶段（春秋战国） 所谓原儒，这里主要指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经典儒学。而原儒文化，则就是以孔孟经典儒学为根基的早期儒家文化。 先秦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而至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或传统的孕育期和赋形期。就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走向而言，可以概括为“非中心化”或曰“边缘化”。其特征之一是西周官学的瓦解、春秋私学的发端、以及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 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宗子维城”、“学在官府”构成了西周社会的三大支柱。以周氏族为首的氏族贵族联盟不仅以“国有”的形式占有土地，以“宗法”制度维系政治统治，而且以“官学”的方式垄断思想意识的生产。春秋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化过程的加剧，氏族组织的解体，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平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表“贤人”的出现，经过近六、七百年之久的酝酿，终于在春秋战国之交完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转化，作为这一转化的划时代标志，是孔墨显学的创立。战国时代，自春秋以来所开始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非中心化和下移运动进一步加速，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商贾出于王之市”和“士无定主”等政治、社会变革现象。于是诸子百家群起，形成了官学衰微而民间私学鼎盛的局面。而儒家学说和思想文化，则是始终与这一非中心化过程同步、并体现其基本精神的主要私学派别和文化。 谈到儒家的思想及其源流，过去的学者较多注意到商周以来的思想影响，而较少探讨其与原始宗教文化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儒家文化尤其是原儒文化与原始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首先，这体现在儒与原始或早期宗教职业者的关系方面。儒，实际上由巫、史、祝、卜这类宗教职业者分化而来。据说孔子（公元前551~479年）起初的职业即为“祝”，以相礼和办丧事为生——“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1](p99) 。祝，即男巫。《说文》：“巫，祝也。”段玉裁说：“祝”乃“莁”之误。而“莁，能齐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莁，在女曰巫。”《说文》曰：“儒，柔也，术士之称。”《周礼·天观·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曰以道得民。”可见儒本身即术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熟悉诗书礼乐、为贵族服务、旨在以道得民的术士。 其次，儒作为孔子所创立的一种学术流派，与原始或早期宗教文化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孔子注《易》，并以《易》为儒学经典，而《易》本来就是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卜算”之书。《易经》“观物取象”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源自于原始的龟甲骨占和鸟兽骨占；作为《易经》之经文的“卦辞”、“爻辞”其实就是卜算辞；而“彖”、“传”所包含的“万物含生论”、“万物交感论”、“阴阳论”等，也莫不与原始宗教的“泛生论”、“泛灵论”，以及商周时代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五行论”相关。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儒与原始或早期宗教职业者这种密切的渊源关系，势必影响到原儒阶段儒家、儒学的基本世界观和主体观。例如，史前或史初宗教文化由“天-人”之两极所构成的基本世界观，仍然是原儒阶段儒家对世界看法的基本构架；而儒家文化中“性”、“命”、“礼”、“仁”等观念或思想，也可以在原始宗教乃至商周时期宗教神学中找到其各自的端倪。 当然，这里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原儒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律精神问题。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原儒文化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继承和保留了原始宗教或商周文化中的一些原型观念，另一方面，它又相因于变化了的社会、时代，而将这些观念加以取舍、整理和系统化，从而建立起一整套以“天”、“人”为两极，以“礼”、“仁”为核心，以“圣人”或“神人”为人格理想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系统。中国文化及其主体精神的变迁也因之进入一个更为自觉并更富有自律性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儒思想文化一开始就否定了人，否定了主体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思想，乃至整个先秦哲学非常注重人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从《论语》到《孟子》，讲的基本上都是“做人”或“人治”的道理。这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主要偏重于自然和世界“本原”问题的传统大不相同。换言之，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相比，原儒思想乃至先秦哲学一开始就具有人本哲学的意味，而后者更多地具有自然哲学的色彩。那么，既然如此，为何儒家文化的实际演进和最终结果却以“非人”甚至“吃人”为本质和归宿呢？究其原因，这仍然与原儒对世界乃至对人的基本看法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