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在这两段文字中，孟子一开始就指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即便是“父传子继”也最后取决于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所以孟子又说：“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德”的积累深厚与否的问题。固然，孟子说了“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但是，他的意思是，如果天与贤，那那个“贤”人就必须是有深厚的德性的人，他的原话是“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因为思孟学派都认为只有大德才能配天；如果天与子，那那个“子”往往也是他的父王积德深厚，是天让他继承王位。孟子用“益”与“启”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父传子继的方式，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继承者必须是有德者，“太甲”“处仁迁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在他德性修养不好的时候，他是不能接受上天的赐予的，即便是他接受了，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是上天的代表，他们是不会让无才无德的人占据王位的，他们会像诛杀独夫那样，把他驱赶出国境去。既然有德者必有天下，那么，德若圣人孔子，为什么却没有得到天下呢？在孟子看来，这只能用天命来解释了。“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把一切都归之于天命的给予，因为没有时运，没有“天子荐之者”。（在这一点上，儒家的人学思想极见功夫，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和《超越穷达》中论述了儒家君子应该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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