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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年读张元济先生文字，常为前辈人品、学养所感动，从这些文字中，或许可以窥见张元济先生思想、品质之一斑。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维新运动期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并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主办《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中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他曾在《新潮》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出它们缺乏鲜明的个性，希望商务更积极地投入新文化事业。张元济接受了他的意见，起用了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一批新人，对杂志进行了改革。1920年，他赴美国留学，三年后又转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去台湾。 张元济先生自称“戊戌党锢孑遗”，思想倾向基本属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在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多有不满。罗家伦小张元济30岁，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大多主张革命。罗家伦在其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虽不失学者本色，但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大致可以看作是“民国政要”。张元济和罗家伦属两代人，背景不同，因此两人的忘年交确有令人关注之处。 收入张元济全集的张、罗两人的来往信函共计36通，其中张元济致罗家伦25通。时间跨度自1925年至1948年，断断续续，长达23年。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大体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和因缘。 张元济资助罗家伦 张元济致罗家伦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内容是张元济先生给在国外求学的罗家伦汇寄资助款。此前罗家伦赴海外求学，是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的，因其破产，赞助款项中断，罗家伦学业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罗家伦求助于他的恩师蔡元培，蔡元培和张元济是多年至交，1925年春季，蔡元培将罗的情况转告了张元济，希望张给予援助。张元济慨然解囊，分两次汇寄一千五百元，资助罗家伦完成了学业。罗家伦在5月25日致张元济的函中深表感谢：“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断绝后，频年颇困。国内不乏以接济款项见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项关系，故宁忍穷而不受，仅有时向梦麟先生及三数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贫困。今敢受先生贷款者，盖认先生为纯洁之前辈，而且素承知遇之前辈也。”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另一次资助是在1926年底，是年罗家伦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因南昌家中变故和个人生活所需，写信向张元济借钱。在此之前，罗家伦在上海应和张元济有过一次会晤，会晤所谈的内容未见记述，可以肯定的是张元济在会晤时提到了在经济上帮助罗家伦的意思，但当时为罗家伦所辞。所以罗家伦信中才有如下文字：“前次趋谒，辱承先生关爱，允为缓急之通，铭感不可言状。当时以暂无所需，而且屡次扰先生太甚，于心极不安，故以请俟异日为辞。顷接南昌方面家书，谓赣票不但跌至三折，而且于本月四日正式布告废止。前离南昌时所筹两月余用款概系赣票。今既有此特别情形，势不能不急谋接济。但东大薪水十一月份至今尚未领到。此间因新到关系，用项亦费支持。不得已谨恳先生设法拨借国币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务拨寄南昌，以二百元寄南京伦处，以备有事变时万一之需。”并说：“亦惟先生之垂爱，与先生亮节高风，故敢作此请也。”在这一信上张元济有一批注，内容是：“复称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来书过于谦抑，转令人跼蹐难安也。”随后即按罗家伦的要求，拨五百元分寄南京、南昌，并函告了罗家伦。 罗家伦于10年后的1935年11月还款1000元，张元济认为：“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故与退回，大概罗家伦讲了十分诚恳的话，令张元济“何敢再辞”，而收下了这1000元。1936年6月，罗家伦以祝寿的名义又还1000元。从张元济1937年2月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看，罗家伦在这年年初曾再次还款1000元，张元济在信中写道：“昨由金城银行交到千元收证，知为我兄所汇，展阅不胜惭悚。前此业经陈明，赐我两竿，多多愧领，万不能为无限之匪颁。无论如何此次断不敢收。谨将原件寄缴，务祈鉴允。” 张元济先生对罗家伦两次资助，在一些书籍文章中大多只讲第一次对其学业的赞助，而对第二次“朋友通财”，则很少记载。而对罗家伦三度还款，也少有详细记述。两人的这段故事，或许并不仅仅是一段“文坛佳话”，固然此事是由蔡元培先生牵线，但其基本的原因，应该如罗家伦信中所讲，是“素承知遇”。从这些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张元济极为看重罗家伦的才学，希望罗家伦在学业上有所发展。他在1925年6月2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讲：“今年春间得蔡鹤庼先生来信，述及阁下有志于学问，因资斧不继，将至中辍，闻之怃然。并知所需仅千五百番，为数无多，乃勉为相助。”也就是张元济之所以在罗家伦困难时解囊相助，是对罗家伦“有志于学问”的欣赏，是恐罗家伦学业“将至中辍”的挽惜，张元济先生惜才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罗家伦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张元济一心想引进商务。在1925年4月2日张元济答复蔡元培愿意资助罗家伦的信中，有“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担任编译之事”一语。 事业上相互倚重 张元济与罗家伦书信往来二十余年，以至成为忘年至交，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两人均属文人，有共同语言。两人书信，有相当一部分文字，都与读书、写书、编书、译书等文化出版相关。 例如：1925年，罗家伦在英国接到张元济的资助后，曾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长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治学计划，得到了张元济的赞许。1926年，罗家伦译作《思想自由史》一书，托人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信中说：“如先生于著述有暇，望一度察阅，并赐以教正。”同年8月，罗家伦从欧洲带回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牍交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曾致罗家伦一信，其中提到：“承假阅鸦片战役文牍，连日料检，已编成目录三分之二，……并拟选录数件登入《东方杂志》。谨候示遵。至尊意拟全部印行，固足供学者之参考，然恐销路无多。拟俟迻录完毕，分别编次，再行奉商。” 罗家伦一生著译甚丰，在1949年之前，罗家伦有十余部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思想自由史》、《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新民族观》、《耕罢集》、《黑云暴雨到云霞》、《疾风》、《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等。 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罗家伦也往往尽力予以支持。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馆被侵华日军炸毁，罗家伦曾致张元济一函，其中提到：“先生只手经营之事业忽遭倭祸，大部为毁，侧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县志收藏尤为国家万劫不复之损失。尚望本旷达宏毅之精神，仍继续其文化创造之职志。物质可毁，但文化史上之功绩不可磨也。数月以来，辄与人言，商务实系中国文化上之伟业，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设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复，则不但文化损失，且于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险。因商务近数年来之努力，已趋向于学术思想界之标准著作也。此意南京方面闻者韪之。虽觉力薄，然将来如有计划需要微力之处，不吝见示，自必黾勉以赴之。”罗家伦此函中对商务印书馆的评价，应该是其本人的真实思想，绝非一般的客套话。此后，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市设赞助委员会，罗家伦担任南京分会会务。 1948年，印度圣雄甘地遇剌身亡。当时罗家伦正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张元济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十分赞赏，在是年2月2日致函罗家伦：“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全世界亦罕见媲匹也。《东方杂志》思出专号，以志哀荣，藉申敬慕。彼邦记载，知必甚详。荡节所在，敢乞代缉。自出事后，一切报纸涉及丧葬之礼、吊唁之仪，暨其家庭故事，戕杀案情者，汇集飞寄。”罗家伦接信后，很快译出一批文章寄交商务，同年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一期甘地专号。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能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有所助益时，是决不推辞的。 从两人来往书信看，张元济似乎更希望罗家伦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前面已经讲过，在罗家伦回国之前，张曾有意邀请其进商务任编译之职，不过当时罗的社会兴趣甚浓，他的志向不大可能在商务。 1931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调回南京任职，张元济致信罗家伦，鉴于国内局势劝罗家伦“先生暂时戢影，计亦良得”。 1941年，张元济得知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后，给罗家伦一函，更为清晰的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比阅报知先生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其功成身退耶？抑别任他事耶？记得十余年前，先生尝谓：‘中国欲在世界学术上有些贡献，对于人类知识总量的基础上有些增加，非从纯粹科学上着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为之先导不为功，其殆有从事于是之机耶!”。这封信，是收入张元济全集中唯一的一封写于抗战期间的信件。 但罗家伦终生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差异。 对国事的忧虑 1949年之前，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两人的来往书信中，也不可避免的讲了一些对国事的看法。 1926年罗家伦回国，于9月去南昌，适逢兵劫遇险。他在10月23日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舍间被兵劫，除损失不赀外，伦竟被群兽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仅手掌及大腿间受轻微伤，三、两日间即愈。以绝对无抵抗而遭此，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也。一切令人悲愤万态。”张元济回信，除表示慰问之外，更表示了对国家担忧：“第长此扰扰，正不知何日复见太平。来书谓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弟请更转一语：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想先生闻之亦同此感慨也。” 1931年7月8日，张元济致罗家伦一信，明显的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国体改易已二十年，即国民党奠都金陵亦已四载，而今日现状乃至于是，未来之黄金世界不知在何时？而当前之地狱，则国民实已不堪惨苦矣。来示谓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也。非独不保存，且必断丧净尽而后可。”张元济生性平和，不是实在看不下去，不会有此义愤。罗家伦当时为国民党要员，他在此前给张元济的信内容不详，但从张元济的这封信看，罗家伦也有“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的议论。他们两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张元济对国民党的遣责，似乎并不包括罗家伦，罗家伦大约也会理解张元济的上述言论。 1948年8月，张元济在给罗家伦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国内事无可言。财政败坏，一至于此。翁先生束手无策，王云翁亦踵决肘见。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此时的罗家伦似乎要比张元济乐观，他在回信中，对王云五还是寄于厚望：“先生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伦在国外常受刺激，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惟最近云五先生竟有石破天惊之气，殊快人意。伦以彼能想敢做为先生在沪言之。今更证其不谬也。自然前途艰困多端，而千金之堤亦可溃于蚁穴，要之能想办法而有决心以赴之。国事何常不可为哉。”但张元济并不认同罗家伦的看法，他对国民党政权治国能力基本上已经绝望，他在回信中写道：“且看我国。我瞻四方，戚戚靡所骋，真可为长太息痛哭者也。王云翁诚勇于任事，然弟终觉其治标而非治本，设再一蹶，祸将无极。窃不胜杞人之忧。” 当时，罗家伦为国民党员，虽然“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但对国民党政权始终抱有希望，这也是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原因。而张元济，一直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好感，在抗战胜利后则更加失望，这也是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渐趋左倾，并在晚年认为“及身已见太平来”的原因。这也是两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明显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