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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民族性命题： 吸收、批判、创新、包容 虽然文化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并非中共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但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也成了文化领域的首要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等新概念，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承认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发展法则和民族特点。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可以看出，与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相比，毛泽东的文化理念已有相当大的转变。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批判顽固派的同时，仍然着眼于“立”，以吸收、批判、创新、包容等方式，回应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中国本位文化论争、新启蒙运动、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等有关文化民族性和新文化建设的主张，正式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设想。 （一）吸收 吸收主要表现为理论观点、话语表述和分析方法上的借用、借鉴。中共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特性，强调其反帝、争取民族尊严与民族独立的作用以及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接纳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新启蒙运动、文化保守主义有关民族文化的基本观点，甚至有的话语表述和措词都大致相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新文化应该“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的必然使命”《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376页。。新启蒙运动将中国文化区分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提出：“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决不顾惜。”陈伯达：《思想无罪》，《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新民主主义论》则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并用精华与糟粕来表述文化采借中的取舍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互相对照，观点和表述有诸多一致和相似之处。在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新启蒙运动的特点是“利用旧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需要具体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历史”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76页。；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文化要取得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同时，毛泽东借鉴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新启蒙运动等提出的文化的共时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文化的非整体性等文化观，为承认和肯定文化民族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理性阵营吸收借鉴的东西较多，从保守阵营则相对少一些。 （二）批判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教条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法西斯主义等，都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批判之列。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观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可以说是自我批判。新民主主义承认和肯定民族文化、文化民族性，是含蓄地批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创造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等，则直接批判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观点。在方法论、理论观点等方面，通过对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定性为半封建文化，批判文化决定论、中国社会特殊论和中国文化优越论，批判固步自封的错误倾向；对“全盘西化”则进行了点名批评。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事关国共两党的合法性，毛泽东对蒋介石以文化复古主义来解释的“三民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提出“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等概念加以应对，突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将“三民主义”道统化，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装饰政治思想，以巩固其正当性；而毛泽东则对“三民主义”进行历史分析，突出其政治内涵，恢复其本来面目，巧妙地将“三民主义”与民族文化（道统）进行区隔，消解其正当性。 （三）创新 要占领理论制高点，就不能只是借鉴，甚至人云亦云，必须有所创新。毛泽东对文化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观点与论述，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当时的其他思想政治流派相比较，有其独到和新颖之处。 其一，相较于其他流派对民族文化的分析，根本性的创新表现在叙述结构上。近代以来，对于民族文化的叙述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启蒙主义的叙述结构，其特点是从文化的历时性和现代性立论，以理性为核心，对中国文化的落后性（或滞后性）进行批判，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或革命；一是保守主义的叙述结构，其特点是从文化的共时性和民族性立论，以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优越性为核心，主张保守传统文化。毛泽东的文化哲学则是从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立论，以文化的反映性和形式性（反映、表达、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为核心，对中国文化进行分析，主张辩证对待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毛泽东的叙述结构是带有启蒙色彩的唯物主义，但却具有相当的包容性，能够将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合理观点纳于其中。此外，这一叙述模式也提出了别人忽视的一些问题与理论观点，比如，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文化是文化的民族形式与革命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结合，这是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叙述模式所不能提出的。 其二，相较于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文化哲学、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有了变化，从机械决定论的文化哲学转向辩证的文化哲学，从单纯强调文化的功能性、附属性到肯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从不承认民族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转为承认民族文化、辩证分析中国文化的价值，这些都是中共文化哲学上的重大修正。 其三，相较于党内的教条主义，新民主主义公开承认所要建设的新文化具有民族性，强调文化的继承性，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文化的民族形式，这既是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也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四）包容 所谓包容，就是提出大家都可遵守的原则，为不同的理论思想留下空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包容性不够，树敌不少，教训很多。《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篇“驳论”，但在文化问题上，除对蒋介石以文化复古主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外，对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等，实际上采取了较为包容的姿态，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等理性学派，更是从中吸取有用的观点和养料。仔细分析《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认同文化建设的两个原则：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的自由竞争。前者在当时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的共识，后者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虽然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所不喜，却也是当时众多思想流派的共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包容性，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取得领导地位，有利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总之，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与其他有关的思想流派以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理解了其中的吸收、批判、转换、创新、包容等多种对话形式，才能历史地、合理地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责任编辑：admin) |